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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政策基于外部性的理论逻辑 　　摘 要：绿色创新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正外部性，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导致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为解决外部性，必须依靠政府、环保部门的正式环境规制和公众、环保NGO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先动优势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需求拉动效应、倒逼机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证检验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低强度和高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而中等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对于非正式环境规制而言，低强度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创新，而中等强度和高强度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提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政策。 　　关键词：外部性；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0-0073-11 　　作者简介：彭文斌，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路江林，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湖南 湘潭 411201）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以“三期叠加”为特征的新常态，政府和学界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背后的环境问题，而根据《2016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中国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以65.1的得分位居倒数第72位，环境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强调“通过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凸显了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实施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创新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尤其是在最严格的环境规制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面临着高昂的守法成本，污染治理支出与日俱增，绿色创新对于企业争取市场份额、获取竞争优势的作用不容小觑。然而，由于知识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及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企业绿色创新不足和环境污染加剧的问题，本文基于外部性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机理，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F实意义。 　　一、外部性与绿色创新 　　Marshall1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Pigou在其研究基础上率先分析了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是某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也即某一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利益或损害，并不因此而获得相应报酬或提供相应补偿的现象，从而导致经济主体活动的社会成本或收益与私人成本或收益的不一致性。无论是正外部性抑或负外部性，都不能实现帕累托效率，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绿色创新才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关于“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有诸多类似于“生态创新（Ecological Innovation）”、“环境创新（Environmental Innovation）”、“环境可持续创新（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Innovation）”等相关概念。Chen等认为，绿色创新是关乎绿色产品或工艺的硬件创新及软件创新，包括节能、污染预防、废物回收利用、绿色产品设计及企业环境管理等方面所涉及的技术创新2。对于“生态创新”，Bartlett和Trifilova将其定义为“为顾客和企业创造价值并且可以显著降低环境影响的新产品和工艺程序”3，国际经合组织认为客观存在的引起环境质量改善的新产品、新工艺等的创造和实施行为都可以称为“生态创新”4。对于“环境创新”，Oltra和Jean将其定义为“有益于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或修正的过程、做法、系统、产品等的创新”5，James认为环境创新在为企业和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新产品、新工艺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程度6。进入21世纪，学界开始在之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基础上引入社会效益，关注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Hellstr?m认为，环境可持续创新比环境创新更宽泛，不仅仅是降低环境影响的新产品创新，更包括有利于改进人类生活其他方面（安全及生活质量等）的产品创新，并在其研究中将环境可持续创新等价于生态创新7，Jaffe and Palmer认为生态创新几乎等价于环境创新8。 　　尽管上述相关概念存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