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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谢稚柳的书法艺术 　　 　　“意兴偏随沈醉好，墨未浓时，春被催成早，舞袖临风杨柳袅，鸾笺笔阵龙蛇扫。？发飘烟成一笑，无尽流光，总是抛人老。头上霜丝梳更少，酒痕应褪狂颠草。”这是谢稚柳先生所作的《蝶恋花》词。谢稚柳先生是以古书画鉴定名重当代，以绘画成就名扬五洲的，书法对他来说，实是余事。然而从他的这首词中，却表露出他对书法――尤其是草书的钟爱。 　　谢稚柳先生逝世已经七年了，今读到他的草书长卷，不免赞叹，被其精湛的艺术所感动，更感觉到他的书法与其绘画、鉴定成就相得益彰，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庸》道：“致广大而尽精微，”通观谢稚柳的艺术生涯，其学书轨迹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是吸收期，第二是溶化期，第三是突变期，他是从广博而走向精深的。 　　谢稚柳1910年生于江南名城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伯父及父亲皆为前清秀才，并有《谢世家集》传世。他既受家庭的熏陶，又得乡土之灵性，爱上了书画艺术。童年时期，他就学于寄园，从江南名儒前清进士钱名山研习诸子百家及诗赋文辞，并支持他课余研习书画，并将所藏碑帖书画任意让他取阅，加深了他对书画的兴趣。钱名山的书法初学颜鲁公，继学汉隶，后又沉迷北碑，而晚年又喜怀素，这对谢稚柳有着深远的影响。谢稚柳以后致力于行草书的创作，与此不无相关。钱名山是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而又极富气节的人，为人刚直不阿，乐于助人，经常鬻书赈灾，这些都潜入谢稚柳意识的深层，谢稚柳在许多回忆文章中屡屡提及。所以，谢稚柳自幼在书法吸取时期受到了钱名山的巨大感染，从颜体到北碑，再到汉隶，与其丹青一样，日见长进。对谢稚柳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钱名山将陈洪绶的书画作品给他临摹，从而启发和坚定了他探索陈洪绶艺术的道路。陈洪绶古拙清狂的画风和瘦劲超逸的书风成为他日思夜摹的对象，虽然他此时主要研习的是绘画，可日复一日的领悟，年复一年的追摹，书法也不由自主地向陈洪绶风格转变。而这个转变，却是非常了不得的转变，这在当时北碑书风盛行、帖学书风依旧炽热的时代，取法以绘画名世的陈洪绶，无疑是走的一条险径。 　　 　　三十年代的书坛，山水画大多推崇石涛、四王；花卉画多宗朱耷、恽格，而任伯年、吴昌硕余风尤炽。此时谢稚柳选择师法陈洪绶，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与时人的不同之处。因而，谢稚柳自十九岁那年告别寄园、告别家乡到南京工作后，便脱颖而出，于二十五岁那年在《京沪周刊》发表了《陈老莲传》而名噪于世。然而谢稚柳觉察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在同前人、今人不同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开始了艺术上的广泛吸收和消化，法传统、师自然、广交流。他的花鸟画从明溯宋，自下而上进行探索；他的山水画自宋而元，从上而下吸收；他的书法则在明末诸家中广泛吸收。他的花鸟画从研究徐熙的落墨法中得到启发，开创了落墨新风；他的山水取范宽气势，李成、燕文贵笔法，摸索出一条新径，而书法在此时则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陈洪绶风格，书法的学养、兴趣在不断地延伸和拓展。 　　谢稚柳当时的书画造诣，就得到同道的推崇，其友徐悲鸿曾有诗赞他为“书画一门未易才”，而他又是在许多书画好友的艺术交流中来实现对象化转移，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艺术创造。他与张大千、徐悲鸿、于非?结伴游黄山；与黄君璧、张大千、于非?、方介堪同游雁荡；以后还应徐悲鸿之约，与张大千一同游桂林。以此师法自然，开阔胸襟、增加交游，从大自然中吸取养份，和同道的交流中得到启发。谢稚柳在书法艺术上有长足进步，是在抗战爆发到重庆任监察院秘书之时，当时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章士钊、潘伯鹰、沈尹默均在这里任职。与这些诗人、书家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作书论诗，互相交流，使谢稚柳诗、书大进。尤其是他与沈尹默、潘伯鹰订为忘年之交，经常临池弄翰，倾谈深宵，他们之间话题最多的是二王和旭、素书法，、以后谢稚柳的书法摆脱陈洪绶而转向黄山谷、怀素和张旭，都与他们之间的交谈、交流产生的影响有关。当时出版的《谢稚柳画集#8226;二集》即是由沈尹默题签作序、潘伯鹰手书目录的，从中可窥见他们的深厚友谊。 　　1942年，谢稚柳应张大千之邀，赴敦煌考察石窟艺术。在莫高窟，谢稚柳与张大千各有所求：张大千是追求临摹，想把自己的人物画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谢稚柳追求的是研究敦煌艺术风格流派，著《敦煌石窟记》和《敦煌艺术叙录》两书，开创了国内敦煌研究的先河。1943年，谢稚柳又出任中央大学艺术教授，从事美术史的研究。由于这两个原因，使他更注重艺术深层规律的探索和思考。他将思维的成果，转化为创作，山水画风也一变为鲜明而不失古雅，并连续在重庆和昆明举办了个人画展。这个时期，他已在研究美术史的同时研究书法史，试图将自己的书风从黄山谷草书和怀素草书中蜕变出来，开始上溯宋、唐。再者，他在绘画上学古而出新意的睿智已藏于书法实践之中，预示着他的书法艺术将有峰回路转之变了。 　　 　　引起谢稚柳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