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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人性关怀 　　［摘 要］ 本文描述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凸显人性关怀的时代背景，其人性关怀的艺术呈现以及这种人性关怀的巨大美学价值，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具有根本性的美学启示，对艺术本体、电影本体的根本性回归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揭示出新时期中国电影最主要的人文精神特征及其划时代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义。本文对构建中国电影新美学，促进国产电影的新发展，在理论和时间上具有双重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中国电影；人性关怀；时代背景；美学价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中国电影，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春雨，展现出全新的思想艺术风貌，其主要人文精神特征是深切的人性关怀。深入剖析新时期中国电影人性关怀得以凸显的时代背景，在作品中具体的艺术呈现及其巨大的划时代的美学价值，对认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人文精神特征，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电影美学，推进中国电影繁荣发展，走向世界，具有重大的美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新时期中国电影人性关怀得以凸显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以来，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相继创造出一大批风格各异的艺术电影。这些艺术电影，与“文革”期间及“文革”以前的政治性电影的显著区别，是把人置于电影艺术的中心。导演们或以温馨的审美情怀，或以冷峻的审丑态度书写出对人性的深切关怀。这些风靡一时的艺术电影，现在依然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唤起我们深情的艺术记忆和历史记忆。这些充满人性关怀的艺术电影主要有：崛起的第三代导演的作品，如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凌子风的《边城》《骆驼祥子》，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如张铮、黄健中的《小花》，滕文骥的《生活的颤音》，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巴山夜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如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李少红的《红粉》，等等。 　　这一大批充满人性关怀的艺术电影，如一片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电影奇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它们是伟大时代孕育出来的艺术风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旧时期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文关怀为目的的新时代的开始。新时期的前20年，国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但压抑已久的人性诉求，早已在时代大潮的翻卷中澎湃起来。人性关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成为普遍热切的人生要求与艺术要求。 　　与此同时，文艺方针出现了重大变化。新提出的“二为”方向以及对“双百”方针的重申，解放了文艺思想与文艺家，极大地拓宽了文艺发展空间，创造出宽松和谐的文艺环境，使文艺家的主体性得以张扬，创作激情空前高涨。此前令人谈虎色变始终禁忌的人性，终于可以像“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 　　总之，是改革开放，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催生出了新时期中国电影深切的人性关怀。这启示我们，时代发展是电影发展的历史基础，时代造就电影，电影离不开时代。我们一定要勿忘旧时代的创伤，感恩新时代的哺育，用优秀的电影艺术回报伟大的时代。 　　二、新时期中国电影人性关怀的艺术呈现 　　新时期中国电影凸显的人性关怀，着重体现于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大约在20世纪最后20年创造的那一大批艺术电影。 　　人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美学问题，尤其是一个突出的哲学问题乃至宗教问题，当然首先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实践问题。人性问题一直伴随人类历史困扰着人类，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本体性问题。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文艺作品表现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作家艺术家对人性的艺术表现，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仅就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人性表现而言，从审美意识的角度看，在人性关怀的艺术呈现上，大致可以分为审美呈现与审丑呈现两种艺术状态。 　　对人性予以温馨的审美关怀，这着重体现于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的作品中。这两代导演有较为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一般来说，他们是“伤痕的一代”“思考的一代”“理想主义的一代”。这使他们的作品弥漫着诗意的怀旧情绪，以理想主义情调真诚讴歌善良的人性。他们的人生与艺术信念是生活不缺少美，而缺少发现；不管人生多么苦难，但人拥有苦难中的高贵；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善良的人性是普遍而永久的，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大的精神力量。因此，人即使受到了社会或他人的伤害，也不必一味怨天尤人，而要坚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真善美必然战胜假恶丑，人永远要微笑着面对人生。因此，他们的电影作品，便顺其自然地以诗意的抒情笔调，对真诚善良的人性予以审美的观照与呈现。 　　对人性予以温馨的审美关怀，以吴贻弓充满人情味的诗意电影为典型代表。尤其是他的《城南旧事》，可以说是第四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