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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美战争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中美战争电影风格殊异，其女性形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实践，分别代表了中美电影的个性化特征。好莱坞经典影片《魂断蓝桥》《乱世佳人》体现出美国电影在塑造“女性”，而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在塑造“英雄”，同时中国电影在对待女性悲剧的处理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识。但中美电影都在价值整合中获得了自己存在的身份和民族的认同。 　　[关键词] 战争；电影；女性形象；“十七年” 　　 　　中美电影的二元对比性特征十分明显，在叙事程式、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表意实践等方面的比较已取得丰硕成果。为了比较方便，我们分别以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乱世佳人》与中国“十七年”革命战争电影为立足点，而又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展开比较，以此作为促进中美电影视域融合的一个契机。这是因为在中心和霸权业已遭受质疑而日益弱化的后殖民语境中，中美电影进行平等对话已成为可能。众所周知，电影的价值在于它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另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而这个供人想象的世界正是使人更加“人性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一部电影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深层蕴涵人性不断嬗变的发展史。彰显人性的途径有多种，而战争对人的考验，战争背景下女性“存在”的境况，无疑是一部深刻的人性启示录。 　　 　　一、美国电影塑造“女性”，中国电影塑造“英雄” 　　 　　西方文化不仅推崇个性的张扬，更关注个人的命运。因此，好莱坞电影中塑造的女性，绝不避讳她们的个体特征，宣扬她们的个体欲望。而中国文化总体上是一种群体文化。个体服从于集体。中国早期电影虽然曾在商业化思维、影院机制、宣传广告、明星制等方面借鉴和趋同于好莱坞电影，但“十七年”革命英雄主义电影则消隐了这种色彩，“新中国电影也要制造‘银幕梦幻’来达到意识形态目的。”[’’革命女英雄与男性分享了革命的“艰难”，其性别话语被革命启蒙话语所取代。这种观念上的不同必须反映在电影的女性人物形象上：中美电影分别在塑造“英雄”和塑造“女性”上完成了各自带有权力化特征的意识形态实践。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具有欲望投射的色彩，女性的个性、女性的外貌、女性的情爱生活等常常是视觉奇观的重要侧面。尽管郝斯嘉、马拉一类的女性个性鲜明，富有一定的抗争精神，但她们终究还是“柔弱”的代名词。面对生活和命运的不可捉摸，她们往往手足无措；面对强大的异己力量。往往迷失自己真正的主体性。她们往往以极端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世事无常”。在影片《乱世佳人》中，郝斯嘉对魏希里的无望的单恋以及郝斯嘉与白瑞德之间的不幸婚姻，反映了女性丧失了生存的幸福感、尊严感，她在内心世界里无法表达自己的孤独与绝望。郝斯嘉有强烈鲜明的个性，她敢爱敢恨，魅力无穷，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她自己说过：“我爱钱，比爱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爱。”影片通过郝斯嘉爱地主奢华的生活，爱勾引男人、占有男人，毫不避讳地刻画出在她迷人的美貌之下所呈现的自私、残忍、冷酷、虚荣、攻击性、淫荡的弱点。 　　与好莱坞中个性化、情感化的女性不同的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中塑造的革命女性的女英雄形象则要明朗和单纯得多。她们被深深地烙上了阶级人格色彩和政治强加给人的色彩。她们要么是身着军装的女战士(如《英雄儿女》中的王芳)，要么是权威话语的发送者(《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要么是女扮男装的战士(《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高山)。“女性形象在‘十七年’电影中摆脱了被窥视、被分享的地位，并且帮助男性成长为坚强、优秀的革命者。”“女性的形象和意义大都是相对于男性主体而设定。”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那一对假扮夫妻的革命者，一直让观众看到的是他们为革命事业工作与牺牲的英雄事迹，影片一点也没有触及他们个人的情感生活；《红色娘子军》中，原剧本对洪常青和吴琼花革命爱情关系的描写，到影片中却省去了；《渡江侦察记》中男主人公李连长和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的刘四姐之间的感情也点到为止。 　　就中美电影女性形象的粗略比较而言，《魂断蓝桥》和《乱世佳人》女性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而“十七年”战争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她们的人性和性别特征方面，而是个人的主体性如何融入集体和革命事业之中，强调的是男女的另一种平等，即都要抑制个性使之服从，认同并献身于革命事业。所以，“十七年”电影在借鉴前苏联革命英雄主义电影时舍弃了它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让电影中出现更多的以服从与献身作为表意符号的英雄形象，有利于新政权把革命的学说与政党的意识当作一种真理传播开去。”电影中的革命女英雄，在人生的道路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电影却让她们回避了女性应该拥有的爱情的追求、人性的弱点等。 　　 　　二、女性悲剧结局的处理体现了中美电影不同的人生悲剧观 　　 　　“人性受到束缚和压制的时期，悲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