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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民族电影的现实主义精神 　　[摘要]“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一贯的主流”，关注人性批判黑暗，强调教化功能的社会责任感成为中国民族电影艺术中始终不渝的现实主义静音。现实主义贯穿于整个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传统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体现出鲜明的伦理道德取向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不同的时代格局和社会氛围，中国民族电影内在的现实主义精神焕发出全新的内涵。 　　[关键词]民族电影；现实主义；文以载道 　　“现实主义”虽然是文学的批评术语，但一直就与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结下不解之缘，诚如吴贻弓导演所说，“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一贯的主流”，关注人性，批判黑暗，强调教化功能的社会责任感成为中国民族电影艺术中始终不渝的现实主义精神。纵观中国民族电影发展史，主流电影浸润着“文以载道”、“教化民众”的鲜明的伦理道德倾向，现实主义美学主导着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自20世纪20、30年代起，社会问题片、救亡主题片、家庭伦理片等类型几乎都反映现实生活之中的道德、伦理、善恶，如《姐妹花》、《渔光曲》、《神女》、《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和麻雀》、《我这一辈子》等电影，均体现出对底层平民的深切关怀和对现实社会严肃的批判态度，呈现出中国民族电影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的中国民族电影艺术。毛主席说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中国民族电影艺术也不能例外，左翼进步电影的创作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面貌进行了深刻地展现和剖析，对当时挣扎着生存的底层人民以及触目惊心的社会矛盾做了真实纪录和真切反思，体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如1934年联华公司摄制的《神女》，由吴永刚编导，阮玲玉、黎铿主演，现实主义的描摹与精神表现便是其突出特色。影片讲述了一个底层女子受尽屈辱，承受恶霸敲诈和摧残，想要抚养孩子成人却无法生存的故事，对当时社会不公、道义沦丧和黑暗压迫的社会现实做出了血与泪的控诉。正如北师大周星教授所言：“《神女》和这一时期其他优秀创作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传统与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的确立，在美学观念上造就了社会悲剧美的典范。”秉承现实主义内在精神的早期中国电影创作者们拒绝诗的谎言，反对幻想和伪饰，崇尚真实，主张客观冷静地审视社会弊端和问题。《万家灯火》、《小玩意》、《狂流》、《春蚕》、《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桃李劫》等等电影直面严峻冲突的社会生活，对人间疾苦、百姓灾难的再现，生离死别的凄惨，阶级压迫的残酷，构成早期中国民族电影艺术书写描摹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巨幅画卷。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白毛女》、《中华儿女》以及《钢铁战士》尽管显示了突出的政治倾向性，但仍然是本着从生活出发，试图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进行创作。高度尊崇革命理想，热情歌颂党的领导，赞美英雄的献身精神，是具体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氛围的体现，其中也浮现人性的光芒和生活的气息，如《老兵新传》、《五朵金花》、《李双双》、《女篮五号》、《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电影，而新时期的电影创作借历史题材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或从名著改编的优秀电影对社会环境、人物性格的描写也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如《林则徐》、《舞台姐妹》、《青春之歌》、《祝福》、《林家铺子》，《红旗谱》、《早春二月》等等电影。文革之后新时期以来，万象更新，中国电影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革，从对“文革”的反思，冲破各种禁区，解除个人迷信，到引进西方电影理论，突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现实主义从人性的角度不断地走向了现实生活。较早的有《苦恼人的笑》、《人到中年》、《巴山夜雨》、《生活的颤音》、《大桥下面》、《天云山传奇》等电影，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谢晋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的家庭伦理题材的反思十年浩劫的电影作品。《芙蓉镇》是根据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被誉为“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从而书写了“一部特定年代中国民众的心灵史和成长史”，谢晋对被戕害的人性和被扭曲的灵魂的表现，表达了他对特定政治时代的文化反思，抚慰了国民心灵的累累伤痕，体现极高的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稍后出现的《城南旧事》、《高山下的花环》、《大阅兵》、《青春祭》、《孩子王》自觉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或进行理性反思，批判揭露，或正面歌颂，以人性的亮点来煽情，充分展示了电影艺术贴近新时代生活的写实特性。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影”中，现实主义内在精神的认识价值和思考空间又得到新的开拓，《开国大典》、《大决战》、《开天辟地》、《周恩来》、《孔繁森》、《生死抉择》、《任长霞》等等电影，“从历史的视点来展示辉煌的历程，又从人性的感情的视点来审视历史的严峻和冷酷”，而对现实腐败问题斗争描绘和对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