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常德汉剧”之音乐文化.docVIP

浅谈“常德汉剧”之音乐文化 　　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深刻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个性、审美意识、文化内涵。本文所探讨的“常德汉剧”特指以湖南常德、桃源、汉寿、慈利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地方大戏剧种，流行于洞庭湖西岸各县及黔阳、湘西自治州一带，并远及鄂西南和黔东广大地区。其音乐吸取了常德当地艺术文化的养料，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间韵味。 　　 　　一、“常德汉剧”的渊源 　　 　　(一)常德汉剧源流沿革 　　常德古称武陵，宋时始称常德府，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洞庭湖水系沅江下游和澧水中下游以及武陵山脉、雪峰山脉东北端。素有“吴蜀咽喉、滇黔户牖”之称。旧为兵家必争的湘西重镇，五省通衢的重要商埠，逐渐发展成为湖南的食品、轻纺工业基地，现已成为湘西北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全市总面积1.82万平方公里，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向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过渡地带。境内四季分明，风景秀丽，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主产粮、棉、油，林、牧、渔等副产品兼而有之。常德素有“人才为湖南之冠”、“名区文物甲湖右”之美誉，具丰厚的人文底蕴，历代名人如屈原、刘禹锡、袁中道等，均曾滞留武陵，陶渊明《桃花源记》故事中的“武陵”即源于常德桃源县。他们或在此居官，或来此客游，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宋教仁、刘复基等近现代仁人志士在这里孕育成长，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林伯渠、文学家丁玲、史学家翦伯赞也诞生在这块热土上；同时也拥有如：常德丝弦、常德渔鼓、常德汉剧、打三棒鼓、唱地花鼓、荆河戏等音乐文化。而其中“常德汉剧”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剧种。 　　常德汉剧在历史上曾称其戏班名，如：“宝华部”、“文华班”，后称“沅河戏”、“常德班”、“汉戏”。20世纪50年代初，曾称为常德戏。1953年，改称为常德湘剧，1957年改名为常德汉剧，1986年改名为武陵戏，后仍称为“常德汉剧”。 　　“常德汉剧”是湖湘文化悠久历史的产物之一，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代，可从如下的记载中得以证明：据老辈艺人传说，常德府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就建立了梨园先师牌位，并修了一座“老廊庙”。另还遗留大水缸一口，上刻有“华胜班永乐二年置”字样(据老艺人刘炎卿(1917年－)口述资料：老廊庙内有匾额二块，木对联一幅。联语为“演我似我非是我；情真事真人不真”横批是“梨园风茂”和“自我作古”，落款是“大明永乐二年题”；老艺人中的邱吉彩、王元禄、周春彩等人曾亲眼见到过这几件遗物，解放时，因多种原因，老廊庙破烂不堪，这些遗物也失去了踪迹。在明代魏良辅著《南词引正》中写有戈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古时常德地处湘西北重要关口，是中原通往西南要道，戈阳腔经过常德而入贵州的可能性很大。 　　到明万历年间，此类民间表演继续蓬勃发展。明代袁中道在他的《再游桃花源记》与《游居柿录》中分别载有：“在桃花观……，张阿蒙诸公，携酒宫中，携得村伶一部佐酒。”和“张阿蒙……，带得戈阳梨园一部佐酒。”所提到的“村伶一部”便是本地高腔班。由此可见，常德高腔与戈阳腔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此时进入常德的戈阳腔逐渐衍变为城乡皆知的常德高腔。 　　昆曲在当时也形成了影响。武陵人龙膺用昆腔作的《金门记》曾在龙家演出，还写有“腔按昆山磨嗓管”之句。他还提到：“何物最娱庸俗耳，敲锣打鼓闹青阳。”虽然其诗句有意贬低青阳腔，却从侧面说明当时进入常德地区的青阳腔也具有较大的影响。正是上述多种声腔的活跃，成为“常德汉剧”形成的必要因素。作为长期生根在这块热土上的戏剧，及时吸收和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及戏曲声腔，自然促进了常德汉剧的形成和发展。后在清康熙时，顾彩的《容美纪游》谈到当时容美土司家设的戏班情况：声腔有“吴腔”、“秦腔”、“苏腔”，可知当时秦腔、苏腔已注入常德汉剧。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虽仍有高腔、昆腔流行，但由于徽班艺人的影口向广泛，常德地方戏已渐步入以演唱皮黄腔为主的另一时代。 　　从清嘉庆、道光年间起，各地戏班如雨后春笋，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欢迎的班社和艺人。其中有仍唱高、昆腔的“高腔班”(华胜等班)，还有渐转唱弹腔为主的班社(如瑞凝、天元)。在清末民初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名班”：天元、瑞凝、文华、同乐，以演唱弹腔为主要声腔。另有春华、紫云等江湖班长期活动于沅江上游的黔阳、洪江、芷江等地、并远至贵州镇远、铜仁，还曾同辰河高腔班合班演出。 　　据1984年在桃源汤家湾发现的《易公真人戏会薄》中所载情况，从光绪至民国初期，“华胜高腔班八年次演于汤家湾，居于所有班社首位”，可见“常德高腔”在乡间演出广受欢迎。薄中提到自光绪五年(1879)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71年间，该地演出、戏班、经费及戏费(价)情况，演出的班社前后达38班。同时发现的古戏台《界牌关》壁画、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