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写元代隐逸情韵　迎合文人时代风尚.docVIP

摹写元代隐逸情韵　迎合文人时代风尚 　　[摘要]冯子振的《鹦鹉曲》表现出浓厚的叹世隐逸思想。《鹦鹉曲》的叹世隐逸主题的形成，虽与冯子振个人经历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作家着意摹写元代隐逸情韵，刻意迎合元人整体性的隐逸情调这种时代风尚。 　　[关键词]元代文人风尚；迎合；《鹦鹉曲》； 叹世隐逸；成因 　　 　　对冯子振《鹦鹉曲》的叹世隐逸主题形成原因的分析，学界多注重冯子振因桑哥案而遭弹劾的经历。笔者认为《鹦鹉曲》叹世隐逸思想虽然与冯子振个人经历有关，但主要是因为作家有意摹写元代隐逸情韵，刻意迎合元人整体性的隐逸情调这种时代风尚。 　　作为曲家的冯子振，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孕育出来的一个封建文人。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无疑是冯子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根本所在。他曾经有过“忠孝两字报君父”（《市朝归兴》）的美好的人生理想。但是冯子振的时代是文人的悲剧时代。有元一代，重武轻文，且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文人出仕，只能“佐贰官”（即任副职）各级地方官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在各级官府中地位最高，即使不实际理事，也成为高居在上的特殊官员。对汉族知识分子，竞功名成为一条过于艰难的奋斗之路，且伴随着追逐名利而来的是官场纷争和倾轧。 元代文人有“入世”之心而实际上又难为世所用，因而产生一种心理痛苦和矛盾。冯子振作为南方儒士，必然见过 甚至有过这种矛盾和痛苦，付诸笔端，可以真切的表达慨叹世途恶浊，歌颂隐居生活，宣扬遁世思想的主题。而“桑哥案”使他对仕途坎坷，官场黑暗有了切身的感受；早年在湖南农村的生活，及被遣前后与释明本等和尚、道士的交往，又使他对恬静的田园生活，“无累”、“无为”的释道避世哲学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因而使他在抒写叹世隐逸内容时自然得体。这是有道理的。至于说这种叹世隐逸思想一定是冯子振个人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就值得商榷了。 　　冯子振《正宫?鹦鹉曲》序云： 　　白无咎有《鹦鹉曲》云：（略）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序中所谓“白无咎有《鹦鹉曲》” ，据李昌集教授考证并非白贲所作，但叹世归隐的主题是明确无误的。在现存元散曲中，共有53首《鹦鹉曲》。“《鹦鹉曲》系列可以说是以歌唱隐逸为发端的”。冯子振因为“诸公举酒，索余和之”。所以《鹦鹉曲》属应和之作。在冯子振看来，创作《鹦鹉曲》，难在协和音律，至于内容，可以说成竹在胸：“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表现叹世归隐的主题。那么，作品中强烈的叹世归隐思想是不是冯子振此时内心情绪的真实流露？也就是说冯子振此时是不是已经厌倦官场生活，向往隐逸生活，甚至决心归隐? 这有必要考察冯氏的生平和创作《鹦鹉曲》的真实动机。据吾师王毅教授考证，冯子振一生对仕途有着不懈的追求，结交权贵，流连闹市是他终生所好。为此，清代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位同乡先辈颇有微词。在其《和梅花百咏诗》的前记中称冯氏“盖倾危之士也”，并因人及诗，对冯氏《梅花百咏》施以白眼。特别表白“亦以著余自和三子，非和冯也”。 再说，冯子振写作《鹦鹉曲》时，并没有退隐之意。虽然至元二十九年(1292)因“桑哥案”差点送了命，最后被遣送回乡，但他并没有在家呆下来，而是四处游历，入仕之心不改，寻找卷土重来的机会。三年之后便第二次进大都，不久复职。大德六年（1302），子振守父丧仅两年便入京，九月到应昌，冬，从应昌回大都，此时，冯子振作为集贤院待制随侍皇上，闲时携妓交游，诗酒酬谢，甚是逍遥，不可能有退隐之意。而且此后几十年，虽然他也与释明本，日本僧人无隐、放牛光林、古林清茂及道士张雨等释道人物交往，但也结交权贵。即便没有做官，也爱攀高枝，流连于闹市，不肯归家，最后老死于风流繁华之地的扬州。始终保持着对官场和喧嚣的闹市的眷恋。而这次与诸公会饮，应诸公之求而作四十二首《鹦鹉曲》，却以叹世隐逸为轴心内容。确实令人费解。 　　其实，这种叹世隐逸思想并不一定是冯子振个人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而是对元人整体性的隐逸情调这种时代情绪的刻意迎合。前面已经讲过，歌唱隐逸是《鹦鹉曲》系列的传统主题。作为应和之曲，冯子振的《鹦鹉曲》自然在主题上要与他所和的“白无咎的《鹦鹉曲》”相合。叹世隐逸是元散曲的重要内容。《全元散曲》中除了歌咏浪子风流，就是唱颂高士隐逸。蒙古贵胄不忽木，做到吏、工、刑三部尚书、平章政事，却留下一套《仙吕?点绛唇?辞朝》散曲，把叹世归隐的时代情绪抒发得淋漓尽致。卢挚、刘敏中也都是大官，他们写了不少隐逸主题的散曲。散曲大家张可久和张养浩一个是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