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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观的颠倒和错位 　　[摘要]丁玲在霞村的体验是自我感情的外化，她欲逃离一种文化牢囚，试图找到一种对话的意象，于是在霞村她把主观感情分裂化――“我”和贞贞――两个自我。她有一种不祥的预见并试图进行疗救，但她开的药剂是简单的和幼稚可笑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试图再一次把自己分裂――“我”和晚香，从而造成荣辱观的错位。这种文化现象与文学现象对当代文化、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逃离；预见；疗救；荣辱；错位；启示 　　 　　这个世界简直是满地狼犬，遍地腥云，革命志士不时遭到屠戮。一个叫胡也频的作家在1931年2月7日喋血于上海的龙华警备司令部，这个消息对丁玲可以说是晴天霹雳，但她并没有沉沦，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地生活下去，并拼命地为党工作。但狼犬不会放过献身于革命的志士，事过不久，大约是1933年5月的某一天，丁玲“失踪”了。所谓“失踪”，不过是“被捕”与“被杀”的代名词，她失踪于上海，却被秘密地关押在南京，这一关便是三年。在这二三年里，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并不过分，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受尽了人生的磨难。三年的牢狱生活，使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练，体验了在牢狱外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磨难。一直到1936年9月，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和丁玲本人的不屈斗争，她终于走出囹圄。在组织的安排下先到古城西安，再到陕北保安。当时的保安为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她的工作受到红军统帅部的赞扬，红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同志为她作了一首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位女作家走出牢狱，牢衣未脱，征尘磨洗，来到革命圣地保安，后来又辗转到了延安。初到延安她有一股革命的激情和一种新鲜的感觉，但当热情消减之后，她便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压抑、一种朦胧的不适和一种隐约的不祥笼罩于身。这不是太清晰的感觉在内心逐渐淤积，以至于不吐不快，诉诸于文字，这便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她受批判的几篇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我在霞村的时候》了。重提这个话题并不过时，因为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也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逃离”和“寻觅” 　　 　　南京的三年牢狱之灾，可能是丁玲一生中的梦魇。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她千方百计想逃出魔窟，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组织的营救，她终于“逃离”了。初到延安的一段日子，她是愉快的，也是兴奋的。南京与延安，对她来说，在前为阶下囚，在后为座上宾；前者为反动的营垒，后者为红色的城堡，二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她过的是两种反差很大的生活。但在亢奋的情绪过去之后，这位女作家却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与压抑。这种惆怅与压抑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不是有形的，而是隐形的。于是，这位非常敏感天赋极高的女作家在讴歌红色堡垒的同时，也写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和谐的文字，这便是众所周知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这时延安整风运动还没有进行，丁玲还没有受到肃整，她的亢奋感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这种莫名的惆怅感觉却置她于矛盾之中，她试图寻求一种精神家园与之对抗。她有时也检讨这种惆怅的性质：不健康的小资情调，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立场，不适应与工农兵相居的生活方式……结论是不清晰的，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这种矛盾的物质化便是如前所述的几篇文章，尤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为甚。《我在霞村的时候》情节的安排有点类似鲁迅的《故乡》和柔石的《二月》，开篇便有一种“逃离”的氛围：“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莫俞同志决定要把我送邻村去暂住……同去的还有一位宣传科的女同志，她大约有些工作，但她不是个好说话的人，所以一路显得很寂寞。”“街上也是静悄悄的，有几家在关门，有几家门还开着，里边黑漆漆的，我们也没有找到人。”“政治部太嘈杂”，是人多的嘈杂，也是精神的嘈杂，“我”想“逃离”政治部，“我”的目的地是霞村。开篇布罩的这种孤寂、沉闷的气氛，使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不仅如此，作品还充满一种神秘的气氛：“他们殷勤的督促着我吃面，也摸我的两手、两臂。刘大妈和那媳妇也都坐上炕来了。她们露出一种神秘的神气，又接着谈讲着她们适才所谈到的一个问题。我先以为她们所诧异的是我，慢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她们只热心于一点，那就是她们谈话的内容。我只无头无尾的听见几句，也弄不清，尤其是刘二妈说话之中，常常要把声音压低，像怕什么人听见似的那么耳语着。”这种寂寞、神秘，甚至有点鬼气的气氛与解放区主流文学乐观向上的氛围是不协调的。作品中的“我”要逃离原单位的嘈杂，到一个新的地方静养，但“我”的愿望要落空了，因为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