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是导演的贴心人.docVIP

苏云是导演的贴心人 　　我是1955年自己扛着大行李卷，背着军用挎包从北京空军转业到长影的，那时的厂长是亚马，苏云是技术处长。以后苏云当了副厂长，也还是主管技术工作。真正主持全面的电影创作生产，我的印象是在“文革”后期恢复电影生产之后。大概是接受了亚马任厂长的后期――“文革”之前执行左倾路线和作风粗暴的教训吧，也是他一贯的平易近人的性格使然，他领导电影的创作生产，一贯比较民主，比较尊重艺术创作规律。 　　就这么一个特点，做起来就不容易：你不管什么时候有事找他。只管去敲他家的门好了，保准他会热忱相待，夫人也会茶水、瓜子、花生什么的端出来，听你谈问题，然后，他把厂里的决定或自己意见告诉你。那时的厂长，工作之余没什么应酬吃喝之类，主要是和群众谈话，许多问题就那么解决了。 　　我上《直奉大战》之前，一些好友劝我不要上这个像大纪录片的本子，是在他家他劝我下决心抓这个题材，支持我把《直奉大战》拍成长影首部彩色宽银幕战争巨片的，并且根据当时发行体制的具体情况，允许《直奉大战》有限度的合理亏损。最后。影片也就拍出来了，还不错。 　　《杜十娘》是我们1956年写的剧本，历经坎坷，终于在1980年争取到拍摄机会。筹备阶段，他和我在他家议论演员的选择时，他高兴而又自信地说：“潘虹演杜十娘，佟瑞敏演李甲，让×××(我厂当时一位比较漂亮的青年演员)演孙富，这台戏唱起来就好看了!”但我出于自己对剧本的理解，不愿把《杜十娘》搞成一个三角恋式的爱情悲剧，孙富不是公子哥儿，而是一个大盐商。我选择了上海青艺的主要演员、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娄际成来扮演。对我的选择，他没提出异议，完全尊重。这种不强加干人的胸怀，这种领导艺术创作的风度，我真是十分感动，也十分钦佩。那时，我还是被称为“年轻导演”的毛头小伙子呀! 　　《北斗》(上下集，1979～1980年)是我在“文革”后拍的第一部影片。导演工作经验还比较少，得到了他许多支持和具体帮助。那时，领袖人物形象在电影中出现的还不多，　《北斗》中有周恩来副主席的戏，苏云审查了人物造型，不太满意，要重搞。一天，正在试妆，他出现在化妆室，看着化妆师忙碌，竟亲自上前对眉毛如何改进、嘴角怎么勾画――出开了主意。经过不少改动，再拍出的定妆照就比较理想了。这使我很佩服。他人聪明，有艺术灵气，又细心。和他谈话时，他经常谈他看一些外国优秀影片镜头运用的心得：长镜头怎么跟，画外音怎么用，剪接点怎么找……他外出开会多，在那个年代他看外国影片的机会比我们多，视野自然比我们开阔，他用他那特有的山西口音娓娓谈来，头头是道，有时站起来比比划划，十分亲切，常给我许多启发。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北斗》拍摄中，同意我调用直升飞机拍戏的事了。 　　在今天这也许是小事一端，拍片用个直升飞机有什么了不起?可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云雀直升机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玩意儿，租费很贵。我是苦思了一个多月，才想出这个我称之为“戏眼”――“问天”一场戏的拍摄方法的。但这个请求却遭到有关副厂长的拒绝。他说：你又不是拍战争片，用直升飞机我可不敢批!我争辩：直升飞机到底是拍摄对象还是拍摄手段?吵了一通，没达到目的。我就正式给厂领导打了个报告：请求调用直升飞机拍戏。 　　一直到马上出外景了，我去找苏云厂长。推开门，正好几个厂长和处长们在开会。我向苏云同志说：　“苏厂长，我要出外景了。怎么样?那个直升飞机，让我用了吧?”他马上笑了。我的报告，他当然早就看过了，但从没有找我谈过。这时，他转向众位厂长，左看看，右看看，笑着用征询的口气说：“怎么样?我看――就让他用了吧!”商量的语气。明确的态度，副厂长们不再吭声。得到厂领导首肯，我关门就走。在陕北大黄土高原上，从河北邢台调来云雀直升机，一个上午，一次搞定――“问天”拍完了!老天不负苦心人，这个苦思而得的镜头，在我自己初看样片时，都为其强烈的效果震惊。在那年的创作会议上被张骏祥前辈评为当年影片中直升飞机拍摄的镜头中用得最好的。我深深感激苏厂长表现出的对艺术创作的尊重与支持，和他善于调解处理矛盾的工作方法，使我的创作意图得以实现，我的艺术才能得以发挥。 　　苏云同志是我到长影以来最好的厂长之一。好在他有艺术感觉，好在他对艺术创作的尊重与扶持，好在他对人材培养的重视，好在他的联系群众与民主作风。在他领导下拍片子是舒心的，幸运的。 　　他是长影导演的贴心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