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的高丽青瓷.docVIP

中国发现的高丽青瓷 　　以韩国新安沉船的发现为契机，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土高丽青瓷逐步受到重视。近年来，中国各地关于高丽青瓷的新发现在不断增加，也使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 　　目前所见，高丽青瓷的出土范围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一个是以辽宁、内蒙古、北京、河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另一个是以江苏、安徽、浙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这一南北分布背景，明显与高丽和中国的海路交易路线有很大关联。也就是说，在北宋天圣(1023～1032年)末年由于辽的压力，高丽和北宋曾一度中断往来，在此之前，是经山东省的登州(现在的山东省蓬莱)登陆(北路，北方路径)。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与北宋恢复往来后，为避开辽的压力经由南方明州(现浙江宁波)登陆(南路，南方路线)。当然，北路除了航海路线之外也存在直接的陆路交易路线。但基本上还是通过这两条路线密切联系着高丽和中国的诸王朝，即高丽与北宋、南宋、辽、金、元等的政治关系。 　　 　　 　　北方地区 　　 　　黑龙江省，辽宁省：这一地区出土的高丽青瓷均为镶嵌青瓷，其出土的窖藏和墓葬主要属元代。就墓葬而言，每个墓出土数量一般不多，为1或2件，而镶嵌青瓷的质量也绝对不算精美。其中，辽宁省辽阳墓出土了较为少见的镶嵌枕，类似的瓷器在日本京都市的平安京遗迹也曾出土过。再者，邻近黑龙江省的俄罗斯沿海州的金女真遗址也出土过镶嵌青瓷片。 　　近年，内蒙古元代集宁路遗址瓷器窖藏出土了高丽青瓷神龟形砚滴(图1-1)。可划入“雕刻青瓷”(瓷塑)类，是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所谓“翡色”器的典型范例，时代应为12世纪前半期。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类似收藏(图1-2)。高丽青瓷中也有把水注做成神龟等形象装饰的，可见高丽极为重视此类造型。而宁昌路遗址出土的镶嵌高足杯的造型就稍显简化、粗略，高足杯的造型应是13世纪以后(或为14世纪)的产品。此外，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和赤峰下洼子土城遗址等处也曾采集到高丽镶嵌青瓷片，但详细情况不明。 　　 　　北京市：北京丰台区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的乌古论窝论墓出土了完整的青瓷葫芦形水注(图2-1)。当时的发掘报告称之为河南省临汝窑产品，后耿宝昌先生和冯先铭先生在文章中认为是高丽青瓷，由此作为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有人又对其产地进行了重新评估，有认为可能是金代耀州窑产品，但以笔者的观察，其釉色、胎土及圈足等都明显具有高丽青瓷的特征，且其造型和釉色等在高丽青瓷中都可以说是极为精美的，可归入所谓“翡色”类瓷。其作为完整器，在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中也显得特别突出。 　　五代和北宋也有类似造型的作品(图2-2)。从高丽青瓷的编年来看，将其定为11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前半叶左右之物较为妥当。再者，元大都遗迹也报道过出土有云鹤纹镶嵌青瓷，详细情况不明。另外，一位个人收藏家收藏的鸳鸯形香炉盖残件(图3-1)也引人注目，据说出土自北京地区。类似之作还有日本的福冈县太宰府市大宰府史迹和同县福冈市的箱崎遗迹出土瓷器，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也收藏有相似产品，可推知其整体形制(图3-2)。 　　 　　山东省：近年来，在山东省蓬莱市发现的数艘古代沉船成为考古发现的一大话题。其中3号古船中出土有青瓷碗。蓬莱，即是以前的登州港，是古代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在登州设高丽馆，可知北宋朝廷对到达登州的高丽贡使的重视。蓬莱3号古船主要使用期在元代，明初期被废。报告称出土的两件青瓷碗为朝鲜时代前期的粉青砂器，也有人认为是高丽时代后期的产品，其年代有待进一步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莱、长岛、福山等海域也多次发现朝鲜时代的瓷器。登州港可称为中国与高丽海上贸易路线的北部据点，在此发现的高丽青瓷却极少，即使有所发现，也都是高丽后期以后比较粗糙的日常用器。依目前资料，可窥见元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贸易的一些基本情况，但很遗憾北宋时期的状况还不十分明朗。 　　 　　河北省：河北省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M1)出土的大型高丽青瓷镶嵌梅瓶成为陶瓷研究界中的热门话题(图4-1)。该墓是其他7个墓葬群中规模最大的，很早就有人指出可能是卒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的史天泽之墓，但证据不是十分确切。该墓不仅是史氏墓葬群中规模最大者，而且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出土文物除高丽青瓷外，还有哥窑类和龙泉窑的青瓷，还出土有其他金属器等贵重物品，可知被葬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史氏墓出土的镶嵌梅瓶在同类器中相对为大型，在中国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中也是最为精美的。与其相似的还有韩国涧松美术馆收藏的镶嵌云鹤纹梅瓶(图4-2)，被认定为韩国的国宝(第68号)。但是仔细比较史氏墓和涧松美术馆的梅瓶，史氏墓梅瓶的纹样，特别是云和仙鹤的表现稍显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