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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与重建中蓄势待发 　　 与长篇小说的高歌凯奏和短篇小说的低吟浅唱相比，2007年度军旅中篇小说应当是处于相对平和的态势，稳步而自信地向前推进，显现出突破与超越的可能和希望。立足当下军旅生活，探寻生活的鲜亮与个性化审美新的叙事话语，军旅中篇小说在默默操守而又坚实地求得新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潜力值得我们欣喜的佳作。 　　当我们把对待生活的态度由体验进入到参与后，对生活的感知程度必然会得到生命性的强化。《金色弹道》（《解放军文艺》第10期）的作者周继松是一名士官班长，原生态的军营和士兵生活时刻涌动在他的生命里。作品以纯正醇厚的兵味，真实地传送军营文化之于军人灵魂的洗礼，并以这种方式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兵味”小说致敬。作为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其意义在于，纵然时代在变，多元文化风起云涌，军人身上心中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心灵之汤，一代代军人坚守着，并接受滋养。如果说《金色弹道》流动着的军营文化特有的诗意，那么郭斌的《呼啸的利剑》（《神剑》第6期）则让我们体味到和平年代军人的血性之光。作品散发着鲜活的生活质感，拙朴的叙述之中彰显军人风貌精神。连长林斌对于军人固有荣誉感的张扬，是发自内心的，是对军人之所以为军人的最好诠释。林朝晖的《幸福的感觉》（《橄榄绿》第1期）中的肖二毛对从军有着热烈的向往和明确的目标，但入伍后偏偏成了饲养员。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并没有销蚀他对生活的热爱，而且他还将生活幸福的感觉热情而真诚地倾注给他人。在他快乐的笑声中，我们感受到另一种生活中的英雄。冯辉的《年画》（《橄榄绿》第4期）中的王二杰在亲情与法理之间角斗，内心的痛苦和焦灼抵近人性深处，而最终智慧的举动，更强化了他无法脱离生活真实的纠缠。因为真实，因为更具人本主义，所以王二杰值得我们敬佩。一个连队只有集聚了强烈的荣誉感，英雄主义生生不息，才是真正的连队；军人只有拥有一些英雄的品性，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人。这是军人的灵魂所在，也是军旅文学永远不可放弃的理想。 　　始终以文学的方式与军旅生活保持亲和的关系，反映当下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展现军人的本真特质，是军旅文学首要的创作主题。2007年度中篇小说在这方面显现了正面强攻的信心和勇气，并得到了一定的收获。温亚军《母亲来队》（《西北军事文学》第4期）以对军营日常化生活深切感悟的艺术把握力，细腻而真实地传达出军人在军营、家庭和社会间来回转换角色的生活状态，话语平实，叙述从容。作者以关切的态度与当下军人作平等而亲近的对话，品味军人特殊职业的生活流向和抉择，又如实揭示军人作为普通人的家长里短。正因为日常化和真实性，使得军人形象饱满起来，军人所做的奉献也更显明晰。刘晓珍的《女兵要远行》（《草地》第4期）写出了一群初入营门的女兵在新兵连的成长，现场感很强，对处于从老百姓到合格军人转变过程中的女兵，进行了细致而生活性的刻画。军营生活的严肃性与女兵的时代性有机地融合，读来轻快而又有淡淡的惆怅，较好地表现了处于这一特殊时期的女兵行为和心理的双重变化。李安胜的《春水东流去》（《橄榄绿》第2期）同是将目光聚焦机关军人，但叙述重心选择在“我”以及父辈的爱情生活。“我”穿行于军营机关营门内外，生活的具象与生命的记忆不停地交替，但不变的是对爱情的追问。作者的叙事动机在于，父辈的文化传承和军营文化的滋养，是当代军人爱情不可回避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心理。杨新华的《月光寒》（《解放军文艺》第7期）中的干休所干事“我”的目光在眼前和遥远的两个女性间游离，爱是那样的纯真，又指向了爱情的某种隐秘的难以言说的感觉。这两位年轻作者以“我”为叙述视角和主体，或许是作品指向了更具生活中的现实，来自于他们最接近自我生命或精神的体验。因而，与生活的零距离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弥漫了他们艺术表现力的不足，给我们一种清新之美感。 　　在军旅文学中，同样离不开平民意识和苦难叙事。海存的《大雪满弓刀》（《解放军文艺》第2期）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对于苦难叙事个性化的思索，并且气势不凡，容量深厚，在叙述上更接近于中篇小说的范式。换句话说，这是一部相对比较成熟、在叙事上有新意的作品。我十分赞同编辑李亚的评述：“以从容行走的军人姿态，直抵现实生活的本真面目，进而呈现当代军人特有的坚硬品质。”这是基于军旅文学持续性的关注和宏观视野中深层次思考之下的阅读反应。小说回到军人的生活现场，有生命和心灵触摸远离都市的基层军人的生活细节和灵魂颤动。作者没有回避这些军人的艰辛、苦涩和挣扎，但更感受到他们在挤压之下的快乐与幸福，孤守与奉献。不漠视苦难的存在，但又体验到苦难之中军人的激情飞扬，当是军旅文学苦难叙事可以突破的一个向度。悲剧色彩是文学的诱人元素之一，但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苦难中体味到什么，这才是文学面对苦难需要思考和实践的。在这方面，《大雪满弓刀》是我们进行军旅文学苦难叙事可以参照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