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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春躁动中哀挽童贞 　　读何立伟的长篇小说新作《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眼前却出现了白色鸟的意象。这并不奇怪，因为白色鸟的意象几乎成了何立伟的专利：“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在绿生生的水草边，轻轻梳理那晃眼耀目的羽毛。美丽。安详。而且自由自在。”这样一幅优美恬静的画面早已镶嵌进了当代文学史册之中。在一定意义上，白色鸟可以说是何立伟文学风格的一个符号，这也决定了他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姿态。他是以沉淀的方式把生活中的美好和诗意留存记忆之中，生活中的美好和诗意就构成了他的文学理想，即使当他沉湎于现实的平庸与污浊之中时，他的文学理想也会像一只白色鸟在他的内心飞起。 　　《白色鸟》发表以后所引起的反馈却是耐人寻味的，当时一些批评家更为看重小说中关于开斗争会的寥寥数笔，进而认定这篇小说的主旨是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这显然是与当时的批判“四人帮”的大的文化语境有关，但跳开这一语境，就会觉得这样的结论与小说文本实在是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样一种受制于时代政治因素的误读却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何立伟的写作姿态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我们要读懂《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深意，还得从白色鸟开始。二十多年前何立伟写《白色鸟》时，人们都在反省那个被人诅咒的文革年代，“开斗争会”以及对“开斗争会”的批判构成文学的主要内容，何立伟却用童心、童真、野趣以及田园风光构筑一个纯朴的、远离尘嚣的境界。他只是在结尾以虚写的方式提到，在两个小孩玩耍的河对面响起开斗争会的锣声，锣声惊走了悠闲的白色鸟。在整篇小说烘托足了诗意之后，流露出对这种诗意难免破坏之虞的伤感。这种写法透露出何立伟内心的矛盾：他身陷现实的恶俗之中，一方面他的文学绕不开这些恶俗，另一方面他希望在文学中能够建构起一个与现实对立的美好世界，这个美好世界只能寄寓在儿童的身上。在《白色鸟》中，他通过两个孩子完全正面抒写美好世界，而将恶俗的现实退隐到背景之中。《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则是直接面对恶俗现实。小说是写“文革”期间一个肉联厂里发生的故事，在文革这样一个非常态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许多的荒诞、邪恶、丑陋，何立伟并不回避这些东西，也不乏批判的精神，但因为那只象征理想和审美的白色鸟一直伫立在他的心头，决定了他不是一般地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姿态，而是要在与恶俗现实的对照中，显示出美好世界的珍贵。这个美好世界仍然寄寓在儿童身上，主人公李小二虽然不是孩子，但他保持着孩子的单纯，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护卫着最珍贵的童贞。所以在写这部小说时，何立伟仍然心存白色鸟的意象，但这个意象不是像他十多年那样只是诗化的童心，而是被作者赋予具体的内涵。何立伟将这种内涵解释为童贞。 　　何立伟并没有将童贞与情欲对立起来。他在小说中情绪饱满地书写年轻男女们的情欲躁动，即使是在那样一个思想控制严密的时代，也挡不住青春成长的力量，这大概是我们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中得到的一个普遍真理。但何立伟在他的小说中有了更深一层的表现。他告诉我们，性欲并不是可怕的恶水，虽然它有时会越过道德的堤坝泛滥成灾，但最终它还是会流向大海的。李小二的两个好朋友薛军和猴子就是两个放纵欲望的年轻人，他们热衷于打听男女私情，爬墙偷看女工洗澡，这一切都让同样处在青春躁动期的李小二感到耳热心跳，为朋友们“太痞”的行为担心。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这些行为在当时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终于，薛军因为与曼姐姐在车间亲热而遭到严厉处分，猴子因为偷看女工洗澡被开除工职。但何立伟要告诉我们的是，薛军和猴子的越轨行为不过是他们生理和心理的正常发泄，这种正常发泄是与他们追求美好爱情相吻合的。猴子热爱美术，崇拜西方伟大的画家，他暗恋着田报幕员，爱情使他写出了一首首美好的诗歌。在那样一个灰暗的环境里，猴子的内心因为绘画和诗歌变得色彩绚丽。薛军虽然遭受处分，却没有熄灭被性欲放纵而点燃的爱情，即使参军远去他乡还牵挂着他爱着的曼姐姐。猴子与薛军的青春成长虽然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正常发展，但两人都因为自己的青春躁动而断送前程，在这里，作者的批判矛头显然指向那个社会的荒诞政治和荒诞习俗。 　　韩少功称这部小说是“一部市井版的、野俗版的、‘文革’荒诞版的《红楼梦》”，这样的评价确是一语中的。因为在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姿态上，何立伟和曹雪芹有着相似之处。当年曹雪芹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一切都在腐朽的时代看待大观园内的盛衰，在揭露现实恶浊的同时，重点还在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理想认知，这种理想认知是通过他笔下众多美丽善良的女性来体现的。贾宝玉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他与现实的秩序格格不入，只同像水一样清纯剔透的姑娘们亲近，他亲近姑娘们也就亲近了曹雪芹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社会人生。何立伟在这部小说中则塑造了一个平民化的贾宝玉，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李小二。肉联厂不是贵族化的大观园，但相对于小说主人公来说，二者都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现实场所。贾宝玉之所以不会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