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沉没”的《水下村庄》续（下）.docVIP

永不“沉没”的《水下村庄》续（下） 　　在《水下村庄》中，陈健秋基于对我国农耕文化的深入考察，总体上把握住了全剧厚重的现实主义基调，其中又不乏浓郁的悲壮的抒情色彩，他从剧的内容出发，没有遵循“一人一事”高度集中的传统编剧原则，而是采用了大幅度跨时空的板块式史诗结构，即：既是由一幅幅大色块历史画面自然组结而成，又是一个按照客观时空顺序展开的完整故事；在这儿，片断组合式结构和传统开放式叙事法则被陈健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水下村庄》正是以其三十年跨度的史诗式宏篇，承载着我国农民吃苦耐劳、勇于负重的精神实质，在凝重壮阔的叙事与温情脉脉的诗意两种场面的交替中，在严峻现实与浪漫情怀的不同情调交融中，诉说着历史和人生的沧桑。同时，《水下村庄》在艺术上也摆脱和超越了话剧创作的通常章法，进入了一种不显山水、不露痕迹、舒散凝结、自由洒脱、所谓“无法之法”的艺术创造境界，真正达到了“形散神不散”、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戏剧性与诗性、甚至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的完美结合。沉重而丰富的内涵，剧作家悲天悯人的同情心，以及那些在特殊历史情景中移民们所经受的苦难与牺牲，经过艺术审美的诗化和升华，使《水下村庄》具有很高的人文意义和审美价值，许多生动别致的场面和细节，都能给人以难忘的感动和震撼。 　　 　　1、农民――“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身上的“负重精神与恋土情结” 　　 　　话剧《水下村庄》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雾溪人民为修建大型水电站，不得不背井离乡，移民到荒凉的丝茅洲居住，大队支部书记柳耀堂带领移民历经饥饿、疾病等厄运的磨难，终于重建起新的家园，但待到光景渐好，一场洪水又吞噬了柳耀堂的生命：8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移民们富裕起来了，其子柳湘涛又毅然决定回到雾溪，继承父辈的遗愿，帮助当年留守在故土的山民们脱离贫困。显然，《水下村庄》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流变历程，一次灵魂历经熊熊烈火锻烧后的重生与涅??。热烈歌颂了那个特殊年月为国家现代化基础工程而迁徒异乡的移民们身上所体现的伟大的负重精神和开拓意识，赞美和诗化他们在异常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量和再生创造能力。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平凡而朴实的农民兄弟，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为国家与现代文明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但只要国家需要，总是那么心甘情愿、理所当然、无怨无悔地去作出牺牲。他们为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承受的苦难，形象地说明只有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脊梁骨，折射出中华民族敢于面对厄运的铮铮铁骨和非凡的韧性特质。正如陈健秋在该剧演出说明书中所写的： 　　“……40年时光过去。这些现代文明的建设成果，仍然为今天的后人所享用。库区人民对他们的壮举不求回报，甚至意识不到其价值所在。但这正是值得共和国和人民所要记住的和礼赞的。” 　　在剧中，陈健秋还以浓郁的笔墨，反复渲染了中国农民精神世界里根深蒂固的厚重的恋土情结和源于祖先崇拜的“根”意识。这首先反映在开场时，以柳庆爹为代表的广大乡民对即将失去的雾溪的田土、老屋、还有祖先与亲人葬身之地的那么难舍难离；其次，反映在他们在以后的丝茅洲苦难日子里无时不有的对雾溪山区生活的亲切怀念，反映在即使一、二十年后富裕了，他们仍然保持对故土永不言弃的恋情，坚守所谓“丝茅洲再好，也是后娘，雾溪再不好，也是自己的亲娘”的信条。当年近80的柳庆爹一听说要回雾溪扫墓，居然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说，“雾溪再不好，也是亲娘。……怎么也是亲娘的怀里暖和熨贴。啊，回雾溪了，要跟祖宗磕个头。好多年了，好多年了……”以至于因过度兴奋默然“坐化”而逝；也因此他的魂魄终于得以来到雾溪水下老屋前，与他的亡妻“耀堂娘”重聚，从此，“老俩口”又能兴奋地在一起唠叨家常了。再之就是最后一场，如今过上好日子的移民们特地赶回雾溪，虔诚地祭拜那深埋在水下的“祖宗”，这里形成了全剧的高潮，推向一种庄严的祭奠仪式，人物的精神也得到了提升，即归结到最后谭德秀跪伏在地的那句点题性祷词：“祖宗啊，你们受委屈了!但，儿孙们享福了……”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剧作家对恋土情结和祖先崇拜的明笔直写。 　　还有一种是暗笔曲写，即贯穿全剧的充满诗意的柳湘涛与杨细英的三十年的感情牵连。在第二场柳湘涛与杨细英的黯然分别，表现了一对中学生的纯洁恋情和浪漫人生理想；第六场“梦系雾溪”，柳湘涛与许秋菱洞房之夜，梦中却莫名地回到雾溪接杨细英成亲；第八场，让人震撼的是，中年的柳湘涛回到雾溪，偏偏是向因生活磨难而“瘦弱苍老”的杨细英打听那个当年充满青春和理想的“杨细英”的下落，昔日的恋人居然相逢不相识，在这些充满世事沧桑的人生况味的感慨中，尤其是杨细英前后反差极大的悲怆命运，更加激起他调回雾溪工作的决心和责任。我们从柳湘涛深藏心底的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