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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漩流中高扬理想之美 　　 近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在美的追寻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审美理想的建构正在经历严重的挑战：一些作品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一味迎合人性的弱点，大肆渲染情色、暴力、秘闻、野趣，使文学的审美价值消解在了市场的卖点之中；一些作品片面理解文学的暴露和批判功能，热衷于表现社会的黑暗、世态的污浊和人性的丑恶，但却无力发现和弘扬一个时代正面的、积极的精神价值；也有的作品误读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以为写人性就是写人的自然属性和“日常形态”，于是，本能的放纵和世俗的琐屑风行一时，而灵魂的高蹈和意志的超越，却在无形中被冷落和放逐；还有的作品急于寻找和迫切引入新的精神资源，只是这种努力，明显缺乏历史、现实或民族的辨识能力，结果是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其价值取向陷入了种种泥淖。 总之，对于某些作品而言，审美理想的弱化乃至沉沦，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创作围绕审美理想所出现的问题，并非是某些作家的偶然失误；相反，它们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以及如此背景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的多重根源。如众所知，近百年来，引领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和文学潮流的，主要是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以及对它既有继承、又有变异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中结出的精神果实，固然承载着斑驳的思想元素，并具有其必然存在的理由和无法抹杀的价值，但其中许多作品所饱含的诸如悲观、绝望、溢恶、聚丑、解构、玩世等“末世”情绪，却无疑属于抑制乃至颠覆理想之美的消极的精神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消极的精神力量，对于先是被十年浩劫的余毒所伤害，后又被商潮和物欲所困扰的中国作家来说，却又偏偏隐藏着某种跨时空的“异质同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感觉相通乃至心灵共鸣。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学的资源，伴随着“西风东渐”和“全球化浪潮”进入中国后，便很快成为一些作家全盘吸收和一味模仿的对象。而这些作家及其笔下作品，也正是在这种盲目的趋鹜和生硬的效法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乃至丢弃了应有的审美理想。沿着这样的思路做考察，我们对当下一些作品中出现的审美理想的缺席问题，显然不应掉以轻心。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而言，审美理想的弱化乃至沉沦，虽然令人担忧，但毕竟还只是一种局部的现象和有限度的存在，它既无力构成创作的主流，更难以覆盖作家全部的艺术实践。当前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面对今天空前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面对审美理想被消解、被亵渎的严峻现实，依然情系崇高，心存神圣，顽强地进行着美的探索与追寻，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在历史的漩流中高扬起理想的风帆。当前散文创作表现得尤其突出。 　　首先，一大批作家的散文作品，关注当下，直面现实，在滚滚而来的欲海商潮里，发掘着诗性的灵光，呼唤着精神的重量，呈现出强烈而执著的人文关怀。请读读韩少功的散文吧！从早些时的《佛魔一念间》《夜行者梦语》到后来的《万泉河雨季》《进步的回退》，再到晚近的《土地》《山居心情》，其艺术视点在变，言说方式也在变，而不变的则是作家穿行于字里行间的那思想者和探寻者的身影――他始终审视着一个时代开阔的生活场景和繁纷的精神映像，用不断的怀疑、思索、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来拷问内心那一个个“完美的假定”及其基本主题：现代社会的发展应当遵循怎样的人性向度？人在现代社会里如何才能健康而诗意地生存？从而留下了一个真正的理想者，穿越种种困惑和迷雾，向着人类终极跋涉的艰难而又坚定的足迹。与韩少功散文往往高屋建瓴地把握当下有所不同，南帆的散文更善于从微观和具象入手同现实对话。于是，我们看到了作家笔下一系列直接切入技术和商品时代特有物象与话题的作品，如：描绘手机现象的《移动的倾诉》，解析网络景观的《没有重量的生存》，揭示电视文化的《神秘的机器》，以及“读数时代”、“理念聚财”、“包装的神话”、“休闲的历史”、“虚假的出走”等等。所有这些林林总总，异态纷呈，但又不约而同地贯穿着堪称执拗的意义指向：在物质化和欲望化的年代里，仍须坚持人的灵魂的超越与个性的发展。这是对现实的祈望，更是对理想的呼唤。同样具有以上精神追求的作家，我们还可举出张炜、张承志、卞毓方、詹克明、韩小蕙、王开岭、彭程、韩春旭等等，他们朝着未来的散文创作，给人以感动，更贻人以鼓舞，从而构成了一个时代亮丽的风景线。 　　其次，也有一些作家和散文作品，并没有让笔锋直接指向民族乃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是顺应社会的某种潮流，表现出对日常生活和寻常人性的充分关注。然而，就是这些取材于日常生活和寻常人性的散文作家与作品，却又始终不曾沉溺于时下文坛每见的庸俗和卑琐，而是立足于人们真实的生活境遇，抓住一些富有社会和人性意义的问题或现象加以开采，就中张扬人格之美与理想之光。譬如，梁晓声的近作《论温馨》《沉默的墙》《关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