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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十里窑场的辉煌 　　南京瓷友对陕西耀州窑还比较陌生。去年我们结伴来到这座集遗址保护展示、文物收藏陈列、古陶瓷工艺演示于一体的大型古陶瓷遗址博物馆进行考察，馆内丰富多彩的展示和馆宣教部主任党燕宁女士的精彩讲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史籍中的辉煌 　　 　　耀州窑遗址位于铜川市黄堡镇漆水河两岸，《同官县志》记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也。” 　　历史上对耀州青瓷记载很多，宋代有《清异录》《清波杂志》与《元丰九域志》等。浙江省博物馆李刚先生在《古瓷发微》中指出：“耀州青瓷其制作技术源于慈溪上林湖窑，五代至北宋早期最为近似。”宋代虽已有批量的耀州青瓷器流向江南地区，但由于运输的艰难和高昂的成本，加之北方时局的动荡，不可能有大量耀州青瓷南下。笔者在南京各工地捡过多年瓷片，耀州瓷片寥寥可数。 　　宋代元丰七年（1084年）德应候碑（后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耀州窑工纯熟的技巧和产品的精美：“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碑文似乎重现了当年窑工在转轮旁聚精会神的拉坯神态和十里窑场窑火连绵的壮观景象。德应侯碑是窑神庙碑，古人把水、土、火的变化归功为神的力量：“人犹是赖之为利，岂不归于神之助也。至有绝大火，启其窑而视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活动，皆莫究其所来，必曰神之化也。”此碑被誉为我国古窑址实物文献第一碑。 　　耀州青瓷在北宋中期进入鼎盛时期，以刻印花为主，尤以刻花刀锋犀利、线条流畅跃居宋代瓷器装饰之冠，并被选为贡瓷。 从史料中可知，耀州窑前后约有几十年贡瓷历史。在1953年北京出土的一批耀州青瓷中，装饰着龙凤纹残片非常精美，据专家推断，这批器物正是被金国掠去的贡瓷。 　　明清后的耀州窑烧造中心转移到陈炉镇、上店、玉华宫和立地坡。陈炉镇在铜川市东南15公里处，明代因“庐山不夜”被列为当时“同官八景之一”。《同官县志》中记载：“陶场南北三里，东西绵延五里，炉火杂陈，作坊121处，年烧瓷八百五十万零三千一百件。” 　　北方刻花青瓷之冠的耀州青瓷，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当时各大窑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我国古代制瓷业的进步和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展馆中的精品 　　 　　看过耀州窑博物馆，大家对耀州窑兴起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精美的展品使大家耳目一新。 　　在唐代展室中，绚丽的三彩华丽动人。建筑用的琉璃龙头和建筑构件，佐证了耀州在唐代是长安城重要建筑材料烧造窑场之一。南京明初大量使用的琉璃构件和藏友收藏的琉璃瓦当、滴水，其成熟的工艺似乎可以从这里寻到渊源。唐代琉璃瓦颜色很丰富，有蓝釉、棕黄釉、黄褐釉、褐色釉等。 　　五代时期的展品显示此际耀州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青瓷烧造成为主流，工艺上相当成熟。器形多仿金银器，出现了淡青、灰青、天青等釉色，开创了天青釉的先河，釉面细润光亮，非常精美。在标本室我们还看到五代时期裹足支烧天青釉残器，虽然支烧点比汝窑器支烧的“芝麻钉”要大，但比汝窑天青釉烧造时间早，对汝官窑天青釉的烧造应有相当的影响。 　　北宋早期生产的青釉刻花倒流壶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看到的。1968年，离陕西铜川100多公里的彬县城关公社一位农民在城墙边取土时意外发现了这把壶，后传到西北大学哲学系高立勋先生手中，当时无人认识。据耿宝昌先生回忆，陕西曾派人把壶送到北京，正值全国开文物工作会议，冯先铭等几位老先生先后作了鉴定，大家一致认为是耀州窑的精品。这件国宝被誉为“华夏第一壶”，也成为耀州窑博物馆的标志性雕塑。 　　在金代展室中，洁净的月白釉展品别具一格，这是金代耀州窑的创新品种。月白釉釉层肥厚，色泽温润，如冰似玉。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天会八年（1130年）金人攻陷耀州。后来又回到宋军手中，而公元1142年还是“割商、秦之半”，又割给金国。耀州窑遂开始向金廷贡献“祥瑞之物”，这大大促进了耀州窑的发展。金代晚期耀州瓷以姜黄色和涩圈叠烧为特点，敦厚质朴的展品实属上乘之作。 　　 　　瓷片中的信息 　　 　　我们在西安看了几个藏友的标本，在藏友杨先生家中看到其屋中地上、桌上、柜中凡是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摆满了瓷片。这些瓷片基本上都是耀州窑的，据介绍大部分瓷片出在西安市西大街拓宽工地。这批瓷片不但数量多、质量精，而且年代、品种都非常齐全。 　　在杨先生家中看到一对五代剔花残碗，天青色中闪微黄，器底有垫砂烧造痕迹。雕着一只盛开的牡丹和一只含苞欲放的牡丹，“减地”剔刻的花瓣具有浮雕一样的效果，令人叫绝。这种“减地”工艺正是五代时期一个重要标志，但从这种深剔刻工艺中不难看到越窑浅浮雕的影响。在杨先生瓷片中还见到许多带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