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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编辑工作中的美学追求 　　摘要：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中编辑主体的美学追求具体体现为求真、示美和达善。“真”体现在古代严谨的编辑体例和力求真实的文献资料上。“善”体现在编辑作品内容所弘扬的道德文化观念。“美”具体体现在作品的外在形式上要求高雅、大方、美观，赏心悦目。 　　关键词：古代编辑；美学；编辑工作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139-02 　　 　　古代编辑主要做书籍的整理，包括辑集、校勘、审定、编选等内容。编辑主要有编纂、校雠、注释三种基本方式。以传播知识、治学，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古代的编校名家，多是功底深厚、术有专攻的博学鸿儒。古代的档案与书籍都是文献资料，甚至有的书籍取材于文献资料，而档案则是为了备日后考察而保存。中国古代第一本书是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史官编的蒙童识字课本《史箍篇》。在此之前所有的文献都是档案典籍。直到春秋时期，孔子利用档案资料编成六经，全面的采取了辑、校、审、编等各种编辑手段，才开始了中国的书籍编辑工作。从孔子编辑《六经》到明清时代的书籍出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编辑加工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中国古代编辑所进行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有美的追求。从中国先秦时代儒家经典开始，直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代又一代文化财富的出现都映着每一时代编辑的审美思想，形成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中美的追求。古代编辑体例上要求非常严格，要求资料取材真实客观，编排上力求集中，有序；内容上追求“德”、“善”；作品外在上要求形式美观、高雅，大方。在编辑工作中，“真”，“善”观念应是第一位的，如若编辑根据需要再进行资料筛选重组，文字修饰润色，也是发展了美和拓展了美，所以，古代编辑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创造美的过程，同时追求作品内在的道德美，使作品臻于完善。 　　一、古代编辑工作中的求“真” 　　欧阳修把“真”看做“真”、“善”，“美”统一的基础，要求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做到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形式的异常美观。近代思想家、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到：“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清初学者卢文精于校雠，他曾强调“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其作。”清代皖派经学领袖戴震也是秉持“一字之夺必补之，一字之羡必删之，一字之误必更之”的原则对作品进行编辑校正[1]。 　　（一）无征不信，尊重事实 　　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编辑家。姚福申先生高度评价孔子在编辑史上的贡献――“对我国古典文献作如此全面的审读、删定和编纂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人”。孔子的编辑作风严谨，他对文字处理方法是：“对原稿不易一字”。他在主持整理、编纂《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时提出的“述而不作”和“不语怪、力、乱、神”以及“芟夷繁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等编辑原则要求文字加工不仅要使文字简约，更重要的是尊重事实而意存褒贬。孔子对于《春秋》不仅编而且修，从实施的审定，材料的取舍，用词的选择都遵循“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的原则[2]。同时，“无征不信”是孔子整理古籍时坚持的编辑理念，是指没验证的事或话不可相信，体现了孔子“实事求是”的编辑作风。孔子主张并实践“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思想。即反对凭空揣测、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所以他在编辑过程中并不是仅仅读读当时所见的图籍史料，而是注重实地考察，重视调查研究。 　　（二）细心校理，择善而从 　　古代的编辑体例相当严谨，特别注意对每本书进行校勘和考证，辨别真伪，澄清学术和文献源流。凡涉及学术界派系争论结果不明确的书籍，均参考原书重加考订，不以当初的是非为是非，力求出现可观的结论。首先要对篇章全书做出价值评定和真伪评定。最后对文字增删，篇章分合、版本异同、编撰成败进行分析和介绍。例如，《尚书》是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是孔子从当时存世的2224篇上古文献中选出来的，原书为100篇，孔子给每一篇都写有小序，说明文献的历史背景。而《管子》一书则是从中外书564篇中校订为86篇，《晏子春秋》从30篇838章中校订为8篇115章，《荀子》从322篇校订为32篇。每篇文章平均约有7至10个副本参照校勘[1]。后来汉朝的刘向父子编辑综合性的图书目录，创立了为群书撰写叙录提要的方法，为以后典籍的纂集开了先河。他们广泛搜集不同的文本作为校书的依据。有些篇章思想和体例与原著出现不一致就作为附录编在正文后。多异本参考，提高了书籍的学术价值。并且采用本校法与对校法仔细的校雠全文，校出脱简，审定字句，厘正文字。这样经过大量复本的细心校理，将异文脱句一一记录在底本上，作为定本时的参考，择善而从，才能使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