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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弟子”荆有麟二三事 　　“鲁迅弟子” 　　荆有麟（1903―1951），山西猗氏人，早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结识了鲁迅，后由鲁迅介绍至《京报》充任校对，又与胡也频等编辑《民众文艺周刊》。他曾是鲁迅身边的至好，和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24年至1926年期间，他几乎天天出入鲁迅在北京的住宅。也是由于鲁迅的介绍和引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团体――“狂飙社”的第一代“文学晋军”――高长虹、高歌、常燕生等，也相继走入鲁迅的世界。当时的文学新锐胡也频、向培良、鲁彦等也得以与鲁迅交往，此后鲁迅筹办《莽原》《语丝》，就有这些稚嫩但又有敢于“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的锐气的文学青年从旁协助。而当“三一八”鲁迅逃难时，又是荆有麟驻守“莽原社”，并承担了护卫鲁迅及其家眷的使命，鲁迅对他的写作也曾寄予特别的关怀，在鲁迅遗存下来的文稿中，至??还可看到这位文学青年的习作，鲁迅的一些文章中也引用过他的文字。那时，他们在思想上往往是有共鸣的。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后，鲁迅和荆有麟因天各一方，减少了联络，特别是国民党取代了北洋军阀后，荆有麟由于失去鲁迅在旁的教诲，开始热衷于仕途，从北方跑到南方寻觅职位，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之中，鲁迅抵达上海时曾与之有过联系，也对其有过讽劝。 　　应该说，荆有麟原本是一个积极上进、在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家，但他大概总是耐不住寂寞而心存魏阙。对此鲁迅也有所洞察，他曾说荆有麟“将要做官了”等等。据有的材料说：早在1923年，荆有麟在鲁迅授课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曾与李大钊等创办《哈哈报》，后来该报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收买。再后，当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并开始严厉镇压异己势力时，荆有麟在四处觅职不得，又请鲁迅转请蔡元培觅职也不得的情况下，先是在南京《市民日报》办报（期间曾配合鲁迅抨击“现代评论派”，而当时南京方面也曾游说鲁迅赴南京编刊，遭到鲁迅的拒绝），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和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但这一切似乎都很短暂，在此期间他也为中共方面提供过情报（见其同乡张稼夫生前的回忆）。此后，他不断请求鲁迅代为求职，鲁迅亦曾请友人易培基等代为转托。不过，鲁迅却回绝了他要求鲁迅向陈仪（绍兴人，国府要员）转托的要求，因为对于已经多年不见的荆有麟，鲁迅有些恍惚或者是陌生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予以保任，偾事亦不可知耳。”（1929年致许寿裳信） 　　果然，鲁迅的感觉一点也不错，没有多久，荆有麟就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从此开始了文化特务生涯。鲁迅所谓的那些“偾事”，终于到来了。不过，荆有麟对鲁迅却始终是以爱护为原则的，当“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左联五烈士”因此而牺牲，鲁迅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中遇到又一次风险时，荆有麟曾通电各方予以援助，鲁迅也曾去信表示感谢。 　　现在的《鲁迅日记》，其中记载荆有麟的名字多达340余次，至于荆有麟给鲁迅的信，则多达77封，鲁迅则有复函35封（其中保留下来的只有1封）。这就是1931年2月5日鲁迅的回信，当时谣传鲁迅被捕，荆有麟听说后为之“通电各处乞援”，鲁迅看到他写给弟弟周建人的信，得知此事，表示“甚为感荷”。也是在那时，曾经也是“鲁迅弟子”而当时已是国民党军官的李秉中也在关注着鲁迅的状况，显然，荆有麟和李秉中对鲁迅有着深切的关怀，他们的举动未必是某种“阴谋”。 　　后来，鲁迅去世后，鲁迅著作的出版也得到过荆有麟和李秉中的协助。当时许广平请荆有麟通过鲁迅同乡沈士远、陈布雷等向主管出版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等接洽，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封锁禁令。最后在抗战初期，上海“孤岛”的“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二十卷。 　　文化特务 　　荆有麟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化名“林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重庆，在《新蜀报》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多系小品文），题材是他曾熟悉的鲁迅等。当时他写的《鲁迅回忆》因材料新鲜，为人瞩目，人们也将之视为鲁迅研究专家和文坛后起之秀。 　　荆有麟曾是鲁迅的学生，此时又写了许多对鲁迅等的回忆，而其政治态度也似乎不错，于是，当他接受了由国民党考选委员会派赴国民党军委的“防奸防谍训练班”的受训后，遂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而其主要使命就是监视厅长郭沫若。当时在大后方的重庆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和作家，当然，其中有许多人的思想状况是比较复杂的，荆有麟就是其中颇为暧昧的一员。 　　所谓“第三厅”，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一度出现振奋和改革迹象的产物。当时原国民党军委会下属的特务机构“行营政训处”和“军委第六部”被取消，相应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