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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员工以更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 将问题简单化，是智慧的体现。“多”不一定好，“合适”才好。 人简单不了，往往是受限于追求繁杂的思维定势。 学会砍削与本质无关的信息，并善抓根本，并用最简略的形式对问题进行表述。 反问立论前提，就不会作茧自缚。 假如你是某著名大学的高材生，非常幸运地被某个著名科学家聘请为实验助手。一天，科学家正在进行某项实验，因为实在忙不过来，便请你帮忙做一件事—他拿出一个梨形玻璃泡，对你说:“请把它的容积计算一下，我需要这个数据。” 事情看上去很简单，但由于灯泡不是规范的方形、圆形，而是梨形，计算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接过灯泡后，你是否会调动大学里学过的有关知一识，又是拿标尺测量、又是在纸上不断计算呢?如果这样做的，你可能是一个会应用知识的学生，但非常遗憾，你未必是一个办事有效率的人。 上述情景，曾经发生在“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实验室里。爱迪生有位叫阿普顿的助手，出身名门，是大学的高材生。在那个门第观念很重的年代，阿普顿对小时候以卖报为生、自学成才的爱迪生很有些不以为然。 一天，爱迪生安排他做这样一个计算梨形灯泡容积的工作，他一会儿拿标尺测量、一会儿计算，几小时过去了，他忙得满头大汗，但就是算不出来。 这时，爱迪生进来了，他看看面前堆了一叠稿纸的阿普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拿起玻璃泡，倒满水，递给阿普顿说:“你去把玻璃泡里的水倒人量杯，就会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阿普顿这才恍然大悟：哎呀，原来这样简单!从此，他对爱迪生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这个故事，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凡事探究“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思维方法仿佛是与复杂结缘的:他们不仅把问题看得复杂，更把解决问题的方式变得复杂，甚至钻到“牛角尖”里无法出来。学会把问题简单化，是顶级智慧的体现。 在中华文化中，特别重视简易的智慧。《易经》被尊为“百经”之首，其“易”的含义通常有三个:一是变易，二是不易，三是简易。《易》的卦，每一个都由“一”与“一一”组成，简单至极，却又变化无穷。 有时候，简单的方式才能最好地解决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建国初期，某大学的一个研究室里，研究人员迫切需要弄清一台机器的内部结构。这台机器里有一个由100根弯管组成的密封部分。要弄清内部结构，就必须弄清其中每一根弯管各自的入口与出口，但是当时没有任何有关的图纸资料可以查阅。显然这是一件非常困难和麻烦的事。大家想尽了办法，甚至动用某些仪器探测机器的结构，但效果都不理想。后来一位在学校.工作的老花工，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法，很快就将问题解决了。 花工所用的工具，只是两支粉笔和几支香烟。他的具体做法是:点燃香烟，大大地吸上一口，然后对着根管子往里喷。喷的时候，在这根管子的人口处写上“1”。这时，让另一个人站在管子的另一头，见烟从哪一根管子冒出来，便立即也写上“1。其他的管子也都照此办理。 于是，100根弯管，不到两个小时便把它们的入口和出口全都弄清了。 为何众多的学者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却被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花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并不是这位花工的智力高于那一帮学者，而是学者受到思维定势的束缚、而花工只求更简单地解决问题! (二)“多”不一定好，“合适”才好 我们往往认为:做得越多就越有收获，想得越多就越深刻，写得越多就越有才华。真的是这样吗? 美国独立前，推举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文件，由杰弗逊执笔。杰弗逊文才过人，最不喜欢别人对白己的东西评头论足。他将文件交给委员会审查时，在会议室中等了好久都没回音，于是非常急躁， 这时富兰克林给他讲了个故事:一个决定开帽子店的青年设计了一块招牌，写着“约翰帽店，制作和现金出售各种礼帽。”然后请朋友提意见。 第一个朋友说，“巾副占”与“出售各种礼帽”意思重复，可以删去;第二位和第三位说，“制作”和“现金”可以省去;第四位则建议将约翰之外的字都划掉。 青年听取了朋友的意见，只留下约翰两个字，并在字下画了顶新颖的礼帽。店子开张后，大家都夸招牌新颖。 听了这个故事，杰弗逊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后来公布的独立宣言，的确是字字珠现，成为震动世界的传世之作。 为何越简单反倒越好呢? 第一，是“合算”的需要，假如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为什么要繁杂? 第二，问题以更精炼的方式总结和处理，更能抓住要点! (三)OEMIT法：砍削与本质无关的信息 有时问题难以解决，不是由于信息缺少，而是信息、枝蔓太多。这样往往会导致三种情况:①次要信息淹没主要信息，导致主次不分;②在枝节上、局部上耽误太多时间；③误人歧途，甚至走到反面。 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