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docVIP

“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 ——论穆旦和他的诗 ? ?王光明 【内容提要】 与其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毋宁说是非古典中国的：非“牧歌的情绪”加“自然风景”的，非单线因果和起承转合的，非和谐统一的。穆旦是一个背靠中国抒情传统、自觉面对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的中国诗人，从4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非个人化原则和崇尚智力的风尚有深刻反思，提出了让感情渗透智力的“新的抒情”的诗歌主张。他始终坚持的“新的抒情”的创作实践，既弥补了诗歌与现实的裂痕，也避免了诗歌单向成为智力活动的危险性。 【关 键 词】穆旦诗歌/新的抒情/情感与智力 ? ??? 抒情传统的再认 ??? 20世纪30年代一些现代诗人对诗歌本质的强调和对抒情传统的疏离，曾被穆旦准确地理解为主观抒情成分的隐退和对智力的倚重，在1940年写的《〈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这篇书评中，他写道：“在二十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艾略特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流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拜仑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摹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以他们的诗作鉴赏的标准了。这一个变动并非偶然，它是有着英美的社会背景做基地的。我们知道，在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诗人们是不得不抱怨他们所处在的土壤的贫瘠的，因为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物质享受的疯狂的激进，已经逼使得那些中产阶级掉进一个没有精神理想的深渊里了。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加速自己血液的激荡，自然不得不以锋利的机智，在一片“荒原”上苦苦地垦殖。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鱼目集》第一辑和第五辑里的有些诗，无疑地，是新诗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地消失了，因为我们所生活着的土地本不是草长花开的原野，而是：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①穆旦明确指出了卞之琳的《鱼目集》与重视知性的英美现代派诗的关系：它们都是从牧歌式的抒情走向“荒原”上的垦殖，而在诗歌的特点上则呈现为抒情成分的消失。在这里，需要首先分辨的，是徐迟在1937年也曾提出“抒情的放逐”这一主张。这一点，穆旦在文章中也触及到了：“从《鱼目集》中多数的诗行看来，我们可以说，假如‘抒情’就等于‘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那么诗人卞之琳是早在徐迟先生提出口号以前就把抒情放逐了。这是值得注意的：《鱼目集》中没有抒情的诗行是写作在1931年和1935年之间，在日人临境国内无办法的年代里。如果放逐抒情在当时是最忠实的生活的表现，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该有更多的东西。……为了使诗和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热情的大和谐，我们需要‘新的抒情’！……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也该如此。”徐迟提出“抒情的放逐”与穆旦提出“新的抒情”都基于民族抗战的共同语境。表面上看，徐迟援引艾略特关于诗歌的客观性，即诗歌不是表现感情而是逃避感情的观点，也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诗歌的发展；而穆旦面对卞之琳消失了抒情成分的诗，主张“新的抒情”，是从现代主义后撤。实际的情形却正好相反：徐迟所指的“抒情”是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式的面向个人记忆和幻想的抒情诗，认为它们不过是披着“风雅”外套的“闲适者的玩意儿”，中国的诗只有“放逐感情”，接纳大时代的现实生活才有出路，——这其实是一种走出感情和想象的世界，反映现实和面向大众写作的诗歌观点，与艾略特的诗观完全是南辕北辙，倒是更接近五四平民化的写实主义文学主张。而穆旦提出“新的抒情”，却不否定“抒情”本身的意义，只是反对“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的旧式抒情；他并不认为“放逐感情”就是诗的本质，他把英美的现代诗和受英美现代诗影响的卞之琳的知性写作，都看成是“荒原”上的垦殖，一方面认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忠实的生活表现”，另一方面，也希望诗与时代有“热情的大和谐”，——这里显然包含着反思和超越现代主义的渴望。 ??? 同样是面对民族抗战的现实中国语境，同样面对30年代的现代主义创作面貌，却有不同的评价，提出的方案也不同。这个不同既体现了对现代主义的不同认识，也表现了不同的诗歌立场。虽然同是寻求诗歌的现代性，但徐迟所持的现代性，是与社会现代化潮流相一致的“现代性”，而不是感觉和想象方式的现代感。因此他30年代的现代诗，尽管描写了摩天楼和握着网球拍子的城市青年，但并不能深入现代人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甚至直到80年代，他也仍然搞不清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区别，提出什么“文学也要现代化”。从根本上看，徐迟不过是一个始终跟随着时代不断改变自己的诗人，而不是有自己的现代诗学主张并一以贯之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新诗”史上，决非个别。而穆旦，虽然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