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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民间协议离婚与妇女贞节观的变迁 组图 古代民间的协议离婚 放妻现象很正常 “放妻协议”也叫“放妻书”。顾名思义就是放妻，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离婚协议”。 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古代的‘放妻’现象很正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放妻协议’有可能是当时作为范文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当时哪一家真的要离婚而拟的‘放妻协议’。”他介绍，这种协议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应用文，它只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大家都会照这样的固定模式去写。王义康还说，像这种“放妻协议”看上去双方都比较和谐，也似乎挺合理的，但是，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至于当事人的心情怎样谁也不好说。他认为，保留协议书的也不一定就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 像这样的“放妻书”也不只这一份，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放妻协议”，有双方不合的，还有谴责妻子的，还有妻子主动提出的，还有一种就是夫死可以任意改嫁的。在敦煌的考古发掘中，同时发现了几份这样的“放妻书”，说明在当时的敦煌民间也是很常见。 《放妻书》通过检索，这些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来自唐代。敦煌出土的资料表明唐至五代时，女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性文化是比较开放的，至少再嫁是很容易的。 唐人妇女改嫁的事是比较常见的，例如在 《秋胡》 话本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就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婆婆竟然主动劝媳妇改嫁。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 唐代的《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 但是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 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异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异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数。 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古代离婚制度：放妻书放夫书皆为协议离婚方式 在我国古代婚姻结构还不严密时，离婚相当自由，所谓“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自周朝开始，夫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来。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夫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不稳固，如《周易》记载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才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到了唐宋时期，夫权意识不断强化，在相关法律中，女子地位低落，而且妻妾不能擅去其夫，不过在夫逃亡时，可向官府申诉离婚。 古代贵族的离婚，有一定的仪式，《礼记》中记载，不但有夫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辞自责。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书”(离婚证书)看来，当时男女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从唐人出具的“放妻书”来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协议离婚”，尽量好聚好散。 　　我国古代虽然是男权社会，妇女需要“三从四德”，但男子是不可以任意休妻的，因为夫妻的离异同受家族观念的支配，也为法律所限定，还受到情与理的约束。据《白居易集》记载，妻子给在田里耕种的丈夫送饭时，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便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 由于古时候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东汉的冯衍，年老出妻，遭人批评。宋代以后，士大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的负担也很重。此外，名分观念也有影响，在“夫妻义重”的普遍想法下，也不敢轻言离婚。由此可知，琴瑟和鸣的婚姻理想，不但表现在婚姻的缔结、维持上，也限制了离婚趋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