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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的改革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02-13 作者：赵 磊 　　一、马克思的逻辑 　　 　　2009年以来，一个名词开始在中国学界走红：“后危机时代”，其潜台词或政策含义是：“危机已然过去了”。遗憾的是，美国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徘徊），从2009年12月开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出来添乱了。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闹剧。到了2011年9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纸醉金迷的闹市区开始频频上演“现在就革命”的社会动荡。 　　 　　关于这次危机的根源，现代经济学（也称“主流经济学”）最经典的解读是：“监管缺位”、“政策失误”和“低估风险”。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投资者会低估风险呢？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除了归咎于人性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对这个追问耸耸肩膀了。看来，这种将危机根源追溯到人性贪婪的“本体论”，大概也算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问题是，这个“本体论”显然经不起如下追问：同样都是逐利的经济人，为何次贷危机只发生在资本主宰的当今世界，而与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缘呢？ 　　 　　事实上，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这次危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二、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度 　　 　　不少人认为，对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古典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对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就几乎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表面上看，当下的金融危机，其导火线的确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或者“需求过度”。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需求过度”呢？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逻辑，同样是导致“需求过度”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提高个人消费需求。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来刺激消费。 　　 　　（1）削减产量，比如把牛奶倒进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宽松货币政策，比如不断降息。这个办法将面临通胀的压力和债务违约的风险，因此有严格的条件限制。（3）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并发症，发达国家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已颇持怀疑态度。（4）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调整来促进购买力。由于这种办法有“劫富济贫”的嫌疑，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让步政策”是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的。（5）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这种办法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也不得不接受，这已成为目前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6）福利政策，这也是导致政府债务增加的直接原因之一。二战以后，福利政策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普及，只是福利的程度不同而已。 　　 　　从实践过程来看，“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透支消费”、“透支经济”加上“福利政策”的推行，短期内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掩盖了本国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掩盖了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从而暂时缓和了这些国家的阶级矛盾。 　　 　　但是，“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医生只好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而“福利政策”不过是靠借债来“过好日子”，其作用也只能是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而已。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一旦出现债务违约，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把以上的叙事做一个提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对未来预期的悲观看法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