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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天津某外贸公司诉日本三元株式会社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管辖权的确定 【案情介绍】 日本三元株式会社与天津某外贸公司商谈购买钢材。1998年春，三元株式会社授权其北京分社代表该会社在春季广交会上与天津某外贸公司正式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双方以FOB价格成交，由天津某外贸公司提供1500吨钢材，1998年9月10日以前在大连交货。1998年6月，双方通过传真达成补充规定：（1）合同履行中如出现争议，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2）合同的履行及争议的处理，应按照日本有关法律进行。天津某外贸公司于9月9日如约将钢材运至大连。检验后，三元株式会社以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拒绝收货装船。双方遂起争执。1998年11月，天津某外贸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问题】 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无管辖权？ 2. 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原告可否在中国其他法院提起诉讼？若在中国境内提起诉讼，哪些法院有管辖权？ 【参考结论】 1. 本案被告日本三元株式会社与原告天津某外贸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一种涉外合同。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规定，这种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形式应予以认可。但是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条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大涉外案件的级别管辖的规定，因而导致该协议管辖的约定无效。因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2.本案中合同签订地为广州，合同履行地为大连（合同约定，双方以FOB价格条件成交，在大连港交货，根据国际贸易惯例交货地应为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也为大连，被告在北京设有代表机构。因此，本案协议管辖的约定无效后，原告可以在中国其他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大连、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都有管辖权，原告可以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选择其中一个法院起诉。 案例：日本公民五味晃申请执行日本法院判决案 [案情] 1990年，日本日中物产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字佐邦夫以在中国投资的中国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急需资金为由，向申请人五味晃借款15 000万日元。因到期未还，五味晃以日中物产有限公司及字佐邦夫为被告，起诉到横滨地方法院，要求二被告连带偿还该借款，并承担利息。1991年，日本国横滨地方法院小田原分院做出第529号判决，判决二被告偿还借款并承担利息。但因该二被告在日本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判决生效后一直无法执行。1993年12月21日，日本国熊本县地方法院根据该生效判决，在执行中做出第171号债权扣押令，追加中国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为债务第三人，并责令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将二被告在该公司的投资款人民币485万元予以扣押，不得向该二被告偿还。随后，熊本县地方法院玉名分院又做出第76号债权转让命令，要求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将上述扣押令扣押的人民币485万元转让给五味晃，以替代二被告偿还五味晃债务。 1994年2月，日本国熊本县地方法院依据《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即《海牙送达公约》），通过其中央机关经我国司法部将上述债权扣押令送达给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收到债权扣押令后认为，本公司虽系与该案被告之一日中物产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但该公司自1988年后再无投资，故该公司此后在国内所欠债务与本公司无关，日本法院欲将该案两被告在国内所欠债务转嫁给本公司，没有道理。况且，本公司系中国法人，只接受中国法律保护和管辖，没有义务履行国外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因此，该公司拒绝履行该债权扣押令。五味晃因日本国法院的裁判未能得到执行，于1994年5月27日向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中国法院承认日本国法院的上述判决，承认债权扣押命令和债权转让命令的法律效力，并执行日本国日中物产有限会社及字佐邦夫在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的投资款。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五晃味的申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立案受理。该院经审查认为：中国和日本国之间，没有两国共同参加的有关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亦无互惠依据。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小田原分院做出的判决，其当事人均系日本国国民，且双方借贷行为也发生在日本，与中国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日本国熊本县地方法院在执行上述判决不成情况下，未经通知中方，便追加中国大连发日海产食品有限公司中为债务第三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实属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主权之行为。另外，日本国横滨地方法院小田原分院的判决系在被告之一字佐邦夫缺席情况下做出的，申请人未能向中国法院提供足以证明受案法院已向字佐邦夫发出过合法传唤的证据。故对于申请人请求承认和执行的上述日本国法院的判决、债权扣押令和债权转让命令等，我国法院不能承认。依照《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