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十四条”在上海初步贯彻及其启示.docVIP

“科研十四条”在上海初步贯彻及其启示 　　[摘要]50年前，上海通过贯彻“科研十四条”，基本克服了“大跃进”时期上海科技事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为开创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科技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建立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所蕴含的经验，对今天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上海；贯彻“科研十四条”的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7-0022-0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50年前，党中央批转了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研十四条”，即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上海正是通过贯彻执行“科研十四条”，才基本克服了“大跃进”时期上海科技事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开创了科技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为建立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回顾并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背景：“大跃进”时期上海科技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解放后，上海科技事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1958年至1960年的快速建设和发展，一方面在软、硬件建设上都取得较快的进步。到1960年，上海已“初步形成了能适应当时经济建设需要的科研体系，并突破了若干新技术领域，研制了不少高、精、尖产品，培养壮大了科技队伍，为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尽早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争取了时间，奠定了基础。”[1]另一方面，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知识分子政策执行上的偏差，阻碍了科技人员的团结和积极性的发挥。在处理红与专关系上，对“红”的要求过高、过急，对“专”的方面则不够重视，将那些参加政治活动少、钻研业务多的人视为“只专不红”或“白专道路”；在学术问题上界限不清，进行了一些不恰当的批判；在日常工作中尊重专家意见不???，提出了“以青带老、以新带旧”等口号，使不少科技人员心情不舒畅，严重挫伤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阻碍了青年与老年科学家间的团结，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其次，研究机构建设中的盲目性，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的正常发展。不少研究机构的主要方向与任务并不明确；录用了很多并不适宜搞科技工作的人员；制度建设破多立少，从而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以及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的出现，破坏了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在当时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下，上海对科技事业的发展提出的过高、过急的要求，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客观上导致了科研工作中浮夸风的泛滥，出现各种虚报成绩的现象。同时，任意取消了一些有相当工作基础或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违犯科学的技术措施，以及突击献礼、“大办”和“大兵团作战”等所谓“群众运动”的科研工作方式，打乱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质量，造成了工作混乱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总之，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和工作中缺乏经验，以及对科技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因而产生了上述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当时上海科技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实践：上海贯彻“科研十四条”的举措和成效 　　 　　 为切实解决上海科技事业发展中的问题，自1961年下半年起到“文革”前，上海积极开展了学习贯彻“科研十四条”的实践。“科研十四条”总结了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经验教训，针对“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就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稳定科研秩序、发扬科学精神、干部培养制度、协作交流、“双百”方针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等问题规定了各项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在实践中，上海紧紧抓住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和系统建设几个环节，着力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开展“五定”①工作、培养科技队伍和加强党的领导，具体来说： 　　 1.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上海首先对“科研十四条”进行认真学习和反复讨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科技人员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政策界限和工作方法。许多党外科学家普遍受到鼓舞，认为“科研十四条”“明确、周密，符合实际，是我国科学事业的里程碑”，并表示“现在虽然压力很大，但心情却很愉快”。[2]在此基础上，各科研单位领导结合整风运动，检查了以往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群众性会议上做了适当的公开自我批评，表示坚决克服缺点错误，改进工作，并在调整研究课题、保证科研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开展学术活动、纠正瞎指挥、注意尊重专家职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改进。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