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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字中法建交联合公报问世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分裂的同时,美法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中法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压力走到了一起。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公报极简短,中文仅44个字,却是两国幕后秘密运作艰苦谈判的结果。 　　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略封锁,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红色中国的关系。 　　 　　戴高乐抛橄榄枝,秘派富尔访华 　　 　　戴高乐将军自故乡科隆贝教堂村东山再起,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于1959年1月再主爱丽舍宫后,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推行戴高乐主义,维护法国及西欧利益,与美国相抗衡。他欲在中苏关系交恶之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升巴黎战略地位,于是委托参议员埃德加?富尔赴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作半官方试探会谈。富尔是法国前总理,曾于1957年访华,主张中法建交。 　　富尔以漫游亚洲四国为掩护,于1963年10月22日至11月5日在中国逗留15天,秘密和周恩来、陈毅六次会谈,并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与西欧大国、在联合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法兰西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正是新中国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富尔来访十分重视,决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与富尔的会谈;并指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 　　1963年10月22日上午,深秋的首都机场天高云淡。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情握手。中方早已知道富尔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探讨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的。所以,对富尔的来访给予高规格的礼遇。 　　在机场短暂的记者招待会上,富尔告诉记者:“此次访问纯属私人性质,绝不代表政府。”但在会后,他告诉张奚若:“我是受戴高乐将军的指令而来中国的,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周恩来精神饱满,微笑着与富尔握手。 　　“已经6年多了,总理一点儿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翩的周恩来。 　　6年前,作为法国总理的富尔曾踏上中国这块神秘而辽阔的土地。访华期间,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并与他多次交谈。也就是在这次访华时,富尔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富尔寒暄道:“总理到过巴黎?”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一句问话勾起了周恩来对往事的回忆。他何尝不想再一次踏上那块留有青春岁月的热土。但是在中法没有建交时,他只能把这个夙愿深深地埋在心底。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短暂的寒暄后,谈话很快转入正题。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这是一封特殊的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戴高乐知道富尔将同中国领导人接触,并且表示非常关注法国同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他在信中指出:“完全相信阁下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以及阁下听到中国领导人所说的。” 　　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是要避免一旦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的局面。 　　聪明的周恩来很快明白了戴高乐的“良苦用心”。他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看,随即又把信递回给了富尔,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 　　周恩来早已料到了台湾问题将是会谈中的最大难题。就跟打仗一样,他决定先扫除外围障碍。 　　“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周恩来提这个问题是试探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因为法国政府过去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西方一致,实际上是要服从于美国的指挥棒。 　　对此,富尔爽快地回答说:“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苏、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