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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同判”法理分析 　　 　　【摘要】司法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因素，决定了“同案同判”在终极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同案同判”作为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又具有相当的意义。因此，需要通过正式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提升司法人员素质等多个方面的努力，尽可能地缓解同案不同判现象，不断迈向“同案同判”的目标指向。 　　 　　【关键词】同案同判目标指向制度设计 　　 　　动因：“唯一正解”的内在驱动 　　“同案不同判”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几乎相同的案情，经过不同法院的审理，却得出了迥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一普遍现象已经逐渐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有学者将同案不同判的长远危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对法院作为纠纷裁决和正义分配机构所拥有的实际能力的怀疑，是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深层焦虑；二是社会对国家通过司法维??和强化法律适用机制的统一性的政治能力的怀疑。在法学研究中，也有很多关于同案同判的理论分析，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唯一正解”理论是德沃金法律思想体系中比较独特的一点，其基本含义是：在所有的案件中，包括疑难案件在内，都应当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或者判决。根据传统司法三段论的整体结构，作为大小前提的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是形成裁判结果的两种主要依据。在案件事实相同的情况下，根据相同的法律规范，就应当得到唯一正解。这与同案同判有着内在一致性。 　　如果说在一般案件中同案能够做到同判，那么在疑难案件中仍然能够形成唯一正解就有些令人怀疑了。因为疑难案件本身就处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无法“对接”的灰色领域，法律规范或者空白，或者存在漏洞，或者与公平正义严重违背。此时，疑难案件的解决应当是多样的，唯一正解在此处受到了强烈质疑。这一点连德沃金自己也已经认识到，但德沃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这种坚持也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一遇到疑难案件就没有唯一正解，夸大法律的不确定，从而会违背法治的理想，也会给公民权利的保障带来困难。德沃金正是从他的法律概念包括原则和政策出发，指出作为整体的法律要求体现基本的法律原则包括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和政策在法律规则缺失的时候可以作为解决疑难案件的钥匙。”① 　　质疑：作为理想状态的“同案同判” 　　在理论指向与司法实践存在张力的时候，需要重新反思理论自身，对于同案同判也是如此。在理论上依存于唯一正解的同案同判是一种应然的理想状态，它不同于司法实践的实然运行状态，只是一种宏观的目标指向，这种宏观目标也许永远不可能在终极意义上实现。所以，“同案不同判”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理由如下： 　　首先，法律事实在司法认知程度上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纯粹客观的事实无法完全认知，进而决定了并不存在相同的案件。“案件事实实际上是参与案件活动的司法人员、当事人、相关证人等各类人员对实际发生的案件进行逐步认知并经记忆、提取等心理活动的结果，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以人的认知活动为核心的内在的建构过程。”②经过各方参与者的心理活动，其认定的法律事实必然与原初的客观事实有差异。在解释过程中，法官必须要对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进行交互分析，将实然事实与应然规范相对比。因此，解释事实和解释法律就必然是一种“交互的诠释”。③ 　　其次，法律规范的缺陷进一步增加了同案同判的难度。任何一国的法律体系都不是完美的。就法律漏洞来说，由于立法能力的有限性，法律规范从制定之时起就有可能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在固定的法律规范与动态的社会情况之间的“缝隙”不断增大，这种增大将来必然会通过司法案件反映在法律领域之中，此时就有可能出现需要对法律的漏洞进行补充的情形。同时，如果面对丰富的案件事实仍然固守静态的法律规范，很可能使得法律所追求的正义诉求无法完成，甚至损害个案正义的实现，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漏洞进行补充是相当必要的。④ 　　姿态：同案同判的目标指向 　　司法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因素，决定了同案同判在终极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同案同判作为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又具有相当的意义。普通民众是通过个案中一个个具体的故事、纠纷和处理结果去感受法律、体会法律的。如果只有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无实实在在的个案公正，或者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传递给人们的就是些消极信息，法治原则就无法真正得到张扬，人们便无法通过前后一贯的案件信息，在头脑中形成法律行为与结果的稳定预期。 　　因此，同案同判既有其重要意义，也有其操作困难，我们需要给这种双面特征以准确的定位，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同案不同判：一种是，法官在尽力追求案件处理的确定性后，由于案件的基本情况、社会结构、社会特征和社会信息等因素而导致的不同处理，属于正常的“同案不同判”，这种“不同”不会破坏司法应有的公正，故而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一种是，法官没有履行努力追求案件处理的确定性、力求类似案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