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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物质主义价值”时代情感共鸣 　　提高中国行政体制中地方自主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长期执政地位，首先应归功于其较为完善的组织建制和强大的政治功效。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套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组织动员和社会凝聚能力是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所无法匹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组织建制的核心表现为执政党对国家建制的有效嵌入。从基层企事业单位到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嵌入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法理来看，政府与党委是分离的，但在事实上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这一格局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巨大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 　　然而，执政党嵌入国家，这一权力关系格局所带来的困局却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为执政党在统揽了巨大的政府责任的同时，也担当了由于这一责任在某些方面的不到位甚至失误而引发的不满和指责。在行政力量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一困局便显得尤为突出。在革命战争时代，作为共产党精神支柱的(集体主义)政党伦理和共产主义政治理想曾经发挥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但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不断强化，这一感召力受到的挑战却日趋严峻，年轻一代的政治理想难以找到现实的载体和依托，社会的价值取向呈现前所未有的脱序状态。 　　如何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困局?现实中不可能有某种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泛泛地讲所谓“党政分开”缺乏任何现实上的针对性，遑论解决实际问题。但从基本的行政改革策略和步骤来看，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从观念和实践中不断明确政治领导与行政责任之间的分野。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政治与行政历来彼此混淆，孙中山干脆将政治界定为“管理众人之事”的行政行为。现在看来，这一混淆所带来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导意味着从目前的事前介入转变为事后纠错，从目前的事无巨细的日常行政决策到思想、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引导，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惩处。30年来执政党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罢免等方面作了许多积极的有益尝试，在确保干部是“党的”干部，即“红”的方面的同时，更要不断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即“专”的方面。与先前相比，这些年来各级领导干部的职业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无疑是一个好的迹象。 　　其次，提高中国行政体制中地方自主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中国的行政是忙碌的，而社会是散漫的。中央许多用心良苦的政策创制到地方往往得不到认真的执行，有的甚至事与愿违。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可谓林林总总，但政策创制本身未充分考虑地方的多样性且缺乏地方民众的充分参与，可以说是其中的症结所在。地方官员往往疲于应付上面的文件、检查、监督，无暇针对地方性事务进行有效的治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许多地方尝试推行的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城市街道居委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这一系列尝试需要执政党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之予以引导和支持。地方治理水平的提高不仅会对地方民众的福祉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而且会间接提升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能力，使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冷漠的旁观者。 　　 　　从有限的“组织党建”走向无限的“精神党建” 　　 　　在加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即党建)的同时，提高执政党的精神感召力。任何组织本身的吸纳新成员的能力(即“组织党建”)毕竟是有限的，但该组织的精神感召力(即“精神党建”)却可能是无限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组织党建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精神党建。精神党建所针对的目标群体不仅包括党员干部，而且包括广大的非党员群众，这就要求执政党执政精神的改变。近些年来中国政象的明显好转，其根本在于执政党在执政精神方面的调整：诸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民生工程，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积极拥护，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共鸣，如汶川大地震、奥运会，中国的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形成了空前的合力。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多数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正是精神党建的伟大成果。 　　“精神党建”在新生经济组织中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分化，近20年来中国兴起了一个新的精英群体，即以律师、会计师、投行、咨询等行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由于其专业要求程度高，收入丰厚，且对个人能力的培养和职业发展前景非常有利，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以及海外著名高校的毕业生。在这些行业，组织建设当然是第一步。近年来，随着基层党建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加强，高端服务行业按照组织原则建立了党支部，基本上具备了基层党组织的硬件条件。然而，要从“组织党建”走向“精神党建”，以上只是开始。“精神党建”对政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扩大这些行业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功能，使其不仅成为联系执政党与行业精英的组织桥梁，而且成为改善行业成员社会福祉、生存质量的载体。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