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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教兼施”及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示

“富教兼施”及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示    [摘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乡村改进实验中提出了“富教兼施”的原则。这一原则将“富农”与“教农”并重,“随富随教”,在实践中收到了积极效果。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应该从中汲取经验,从富农入手,增进农民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同时重视“教农”,提高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    [关键词]富农 教农 富教兼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一项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三农”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自然带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分步实施,扎实推进,努力找到一条适合各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作为尝试破解“三农”难题的先行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提出并付之实践的“富教兼施”原则可以为我们反思“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一、“富教兼施”原则的提出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以挽救农村危机为主旨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足以代表这个运动的整个方面之较早者”①,中华职业教育社高举“富教兼施”的旗帜,在长三角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试验活动。   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从事乡村建设试验有着清醒的认识:“乡村是农民所有,乡村的主人,是农民,不是外来的乡村小学教员,外来的农民教育馆馆长,外来的乡村改进会的干事。教员,馆长,干事来到乡村,办理改进事业,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过渡的办法,不是长远的办法。办到后来,仍然是要交还农民自办。倘使一般农民不能自动,不能起来接收,不能自尽主人的责任,那么,一切改进事业,仍是空虚,不是???在。”②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乡村建设重在“启发本地农民自动,扶植农民自主、自立、自治”③。   为了找到促发农民自动的方法,职教社领导黄炎培提出进行乡村改进事业必须首先“识得农民心理”,“懂得农民痛之所在”,并就此下手“做出实实在在的事绩,使农民的确减免痛苦”,“取得农民信任”④。经过分析,职教社认为中国农民有四种病痛:一穷、二愚、三弱、四散,其中穷、愚是最关键。“愚的太厉害,穷的太厉害,既愚且穷,当然身体不能健康,团体不能团结,真正自治事业,还能说得上么?不能得着真正自治,便是农村永无完成建设的希望”⑤。因此,职教社的乡村建设理念紧扣“富”、“教”两大关键,把“富农”与“教农”当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   “富”是为了救农民的“穷”,为他们脱离“愚”、“弱”、“散”解除后顾之忧。“饭不够吃,生人之趣,已觉索然,还有心去读书求知识么?还有心去组织团体力谋自治么?营养不足,卫生不讲,农童未及成年,即使他任力不能胜的工作,希图省却一个或半个雇工,身体还能强健么?”职教社的乡村建设者们认为穿衣、吃饭是人类生活的要件,当时的中国农村缺衣少食,农民“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先不能保持他的生活,虽想做人,试问又从何处做起呢?”做人尚难以达成,遑论改进乡村,成为合格公民?他们坚信“对于不识字、不明理的饱食暖衣的一类人,劝导他去读书,勉励他去做公民,这是千应该,万应该,无丝毫疑惑的事;若是对于饮食不饱、衣?不完的人,不管他的生活怎样,只一味督责他去读书,去做公民,纵然他勉强答应你,能有效么?”因此,“天下事总要先其所急,务其所本,适应其所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要抓住他最紧要的地方、最根本的地方,着实用力,不可放松。要害既得,其余枝枝节节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今日农民的一切病象,既皆是从一个‘穷’字发出,则治病之要,当然要使他富”。⑥   “教”则是为了救农民的“愚”,增进他们摆脱“穷”、“弱”、“散”的能力。中国古有“先富后教”、“富而后教”的说法,但是职教社认为“缺乏相当知识”是导致当时中国农民“陷于穷困境地,对于公私各事,不能发表主见,不具何种兴趣,无一些办事能力”的重要原因⑦,加之挽救农村破产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在乡村改进中将“富”与“教”同时并重,“于教他(农民)致富之际,施以适当教育……把农村经济和农村教育,联合起来,打成一片,随富随教,即富即教”,这“是现在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最紧要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解决全国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最重要的办法”。⑧职教社所说的“教”并不是单纯的“识字读书”。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先富后教”中的“教”就是指“识字读书”仅仅是一种“文字教育”,“是狭义的”。而“富教兼施”的“教”则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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