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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司马光“三农”思想 　　【内容摘要】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史学成就，而其重视并关注“三农”问题的相关思想却少有提及，这难免使得对司马光的探讨失之片面和不完整。而他的文集《传家集》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司马光“三农”思想的资料。借助这些资料，可以透视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光对“三农”论题的见解和卓识。 　　【关 键 词】“三农” 储积 宽农恤农 使民以时 各安其业 赈济 　　 　　一、司马光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农民是士、农、工、商四民分途之中最苦的阶层，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既要承负繁重的经济和肉体负担，同时还要承载沉重的精神和心理负荷。中国自古即有重农、惜农、恤农的优良传统，无论是思想家还是统治者，对农的重要性均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和阐释。司???光继承并发展了历代先哲的重农思想，他将民喻之为“国之堂基”，“天下之本”，强调“国以民为本”，农乃“天下之首务”，“农既失业，余民安所取食哉”？食乃“生民之大本，为政之首务”。正因如此，故而历代“圣王重之”。尤其在饥谨之非常年份，谷物的重要性更非珠宝所可比拟：“饥谨之世，珠玉金银等于粪土，惟谷之为宝，不可一日无也”，故“国家不可不先存恤也”。但宋代的现实却是“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轻，非独轻之，又困苦莫先”。他们丰岁勉强度日，凶岁则“流离冻馁，先众人填沟壑。”而一旦遭遇不幸，则“去其乡里，舍其亲戚，弃其丘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司马光向往古时至治之风，且对美风之不再深感遗憾和不解，同时提出自己一系列的重农主张。 　　二、司马光的重农思路 　　主张劝农、惜农、恤农。其劝农思路即重谷─平籴─固农―农劝，关键是要落在实处。在司马光看来，统治者对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取决于连篇累牍的重农律令，而应该是急农民之所急，摈弃那些与惜农、恤农相抵牾的行为。 　　司马光在其上书中分析道：虽则“国家每下诏书，必以劝农为先”。但“天下之民度之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如此，则“仓廪之实”自不可得。形式上重视，而实际上农民依旧负担重，生活苦，处境惨。故他强调：“为今之术，劝农莫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如是则谷重而农劝，虽有饥谨，常无流亡盗贼之患矣。”类似的奏折在其文集中可谓俯拾皆是。他指出，作为“三代之良法”的常平仓法，其宗旨是“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但现实中却成为了官吏与富家通同作弊坑害农民的手段。因此他强调：“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是歪嘴和尚念经。 　　司马光极力反对各种形式的与恤农无关的举措。如在自然灾害较之庆历“尤众”的情况下，“公卿无故一切迁官”，“两府大臣无问新旧，皆被褒迁”之作为“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众庶之意也。”同时他认为，在天灾肆虐、“民多菜色”的特殊时期，统治者理应“侧身克己眚礼蕃乐”。但事实上，宫中燕饮“微为过差”，赏赉之费“动以万计”，此乃“调敛细民”之举，绝非“承天忧民、辅养圣躬之道也。”实属不适之举，宜于叫停。 　　同样，他认为在“国家用度素窘”、“累世所藏几乎扫地”的形势下，“圣恩颁赐群臣以大行皇帝遗留物”“举朝之内所费何啻钜万”亦属不妥。此举可能导致他日一旦遭遇不测，“军旅之虞”无从措置，于是又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国用不足，必重敛于民，民已困穷，何以供命，饥寒所驱，必为盗贼”，故而他提醒统治者：“此乃安危之本，愿陛下深思熟虑，勿以为细事而忽之也。” 　　对朝廷大修佛寺，他的观点直截了当：“佛不能为人之福”！借此强调：国家多事之时，朝廷宜“存恤”百姓，“复兴此无名之役，不急之费”，其后果只能是“逆礼伤孝蠹财劳人，但使僧徒监修之人因此为名，妄求恩泽以广侥幸之路”，“诚非中外所望也”。 　　司马光对百业未兴时期的兴兵举措尤为惧怕。他的主张是：“国家先当举百职，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备，然后可以征发四夷”。但在八事“未有一者胜于?时”，且“关中饥谨，十室九空，为盗贼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的情势下，“轻动大众横挑猛敌，此臣之所大?也。” 　　强烈反对扰民之新法。农民“生长畎?，天性憨愚，所知不过播种之法，所识不过耒耜之器。”司马光主张要使农民各安其业，不可多扰，强调使民以时的重要性。尤其在诸如“所在嗷嗷”，“国家有累卵之危”和“适值凶年”，“奸猾蓄萑蒲之志”的特殊形势下，更应“安静不可动摇，”如同烹鱼，“勿烦扰则免于糜烂”，犹如种木，“任生殖则自然蕃滋”。他极力反对以额外增加农民负担为前提的新法。 　　免役、青苗二法是司马光反对最为激烈者：“青苗免役钱为害尤大”，均是扰民、害民之法。其中免役钱是“纵富强应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贫弱不役之户，使流离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