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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历史论文 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 摘 要：西汉末年兴起了一次复古改制风潮，国家祭祀制度改革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成之际，匡衡初发郊祀改革之议。建始元年，南郊郊祀制度得以实施。以匡衡为首力主郊祀改革的一派，以“复古”为首要原则，但因受礼书内容限制，他们未能触动原国家祭祀的核心礼仪。此后30余年间，南郊郊祀制时废时兴。在最高祭祀频繁的剧烈变动中，原有的祠畴祭祀体系逐渐倾颓。最终，王莽提出了“元始仪”，以《周礼》为纲，重塑了南郊郊祀制度。秦以来的祠畴祭祀制度自此终止，延续两千年的南郊郊祀制得以开启。西汉末年国家祭祀的这一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性格特点。 关键词 ：西汉 郊祀制 元始仪 王莽 国家祭祀 东汉以降，古代中国的国家最高祭祀通常在首都南郊举行。皇帝亲至南郊，祭祀天地，礼敬百神。但在秦至西汉元帝朝的大部分时间，情况则完全不同。秦有广立祠畴的传统，至战国末年，秦国的祠峙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区。秦统一后，东方六国的山川祠及齐地八主祠等祭祀，也被纳入帝国祭祀系统。西汉初年高、文、景三朝基本沿袭秦制，以雍五畴和陈宝祠为国家最高祭祀。武帝对国家祭祀进行了极大改造，立甘泉泰畴、汾阴后土祠为最高祭祀，设五岳四渎之祭，在全国广修祠庙，建构起汉帝国的祭祀体系。不过，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仍承自秦代：以祠畴祭祀为主体、空间分布广泛、祭祀对象驳杂，皇帝需长途巡行方能完成祭祀。这种国家祭祀制度，与西汉末年以首都南郊为中心、于郊坛之上进行祭祀的郊祀制，有质的不同。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年间的国家祭祀制度，可称为祠畴祭祀。 西汉中后期发生了一场历时甚久的复古改制风潮，自元帝朝开始，至王莽当权达到高潮。这场风潮带来了诸多制度改革，国家祭祀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风潮中，秦以来的祠畴祭祀制度彻底终止，延续两千年的南郊郊祀制得以开启。 关于西汉末年南郊郊祀制度的成立，学界研究成果颇丰。学者或从宗教学角度人手探讨，或着力于礼制本身，较少涉及国家祭祀变革背后的学术思想背景及历史背景；研究也多以“元始仪”为起点，较少上溯郊祀制度正式成立前统一帝国的国家祭祀。本文关注自成帝朝至平帝元始年间，南郊郊祀制如何逐步取代汉家原有的祠畴祭祀制度。下文将讨论郊祀礼对前代制度的改造，探究其实施的具体步骤；通过分析国家祭祀制度改革的学术与历史背景，解释匡衡郊祀改革失败、王莽设计的郊祀制度最终得以建立的原因；并由此理解西汉末年国家祭祀制度所发生的巨变，以及这一变革所造就的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性格特点。 一、“天地之祠五徙焉”：成、哀时期的郊祀改革 西汉末年的礼制复古运动，自宗庙改革而始，继之以郊祀制度改革，为同一批儒生所发起，指导精神相同。元帝好儒，永光四年（前40年）采纳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的建议，罢废“亲尽”宗庙、郡国宗庙以及不合礼制的寝园。后因元帝疾病缠绵不愈，于建昭五年（前34年）恢复了部分毁庙及寝庙园。元帝驾崩不久，匡衡就再度提议罢废“亲尽”宗庙。几乎同一时间，他又提议改革郊祀制度，由此揭开了汉末郊祀制度改革的序幕。 （一）匡衡的郊祀改革 成帝即位之初，南郊郊祀即得以成立。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建始二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立郊祀之议出自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汉书·郊祀志》对这一奏议有详细的记录。匡衡所提出的改革理由有三：首先，甘泉泰畴、汾阴后土祠作为天地重祀，方位不合古制；其次，皇帝祭天地需长途旅行，安全无保障；其三，皇帝为祭祀频繁出行，劳民伤财。结合匡衡及其支持者的其他言论来看，以上所论之二、三条皆非核心原因。匡衡强调的是，汉家天地大祀之所泰畴一后土祠，不合经籍所载古制。这一提议下于群臣后引起争论，结果是除“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外，其余50名参与讨论者都表示赞同。议者引经据典云： 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 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这段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尤其是“天地以王者为主”一句，被认为是郊祀礼的主要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尚有一句值得注意：“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所谓“违俗复古”，是以现行制度为“俗”，礼书所追述的上古法式为“古”。它针对的，是反对者所提出的西汉天地祭祀之礼“所从来久远”之说。在争论中，匡衡等人特别拈出“俗”与“古”的对立，以复古为要。从这一角度讲，匡衡及其支持者可称为“复古派”。以支持与反对的人数比例来看，在首次辩论中，复古派占了绝对优势。 此次郊祀改革提案并非匡衡遽然为之，而是代表一批学者相当长时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