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有这样一群被遗忘“拓荒者”.docVIP

在深圳,有这样一群被遗忘“拓荒者” 　　1979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特区的主张。深圳由此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经济特区。深圳特区刚一成立，广东河源市紫金县一批农民首先看到了特区的发展机遇，拖家带口来到深圳大?村从事种养，成为特区最早的一批外来拓荒者。 　　30年过去，这批拓荒者付出的汗水、青春与融入特区的梦想，都变得毫无意义。当城市变得巨大而有力量，它就不需要这些最早为之苦苦奋斗的外乡人。更让他们难受的是，他们在故乡已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没有依存的底气，甚至已被遗忘，他们像难以融入特区一样，也难以回家…… 　　这个被称为“紫金种养场”的地方，聚集了62户来自河源紫金县的农民。在深圳建设初期，成千上万的外乡人汹涌至此，以家乡命名的部落还有很多，但在深圳崛起后的今天，大多数都已消逝，紫金种养场是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个。 　　 　　62户农民组成种养场 　　 　　杨时若户口本的学历栏填着：中专。在紫金县，他是一个民办老师，先是教初中英语和语文，初中停办后，又去教小学。 　　他的前半生。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与深圳联系在一起。与他同时代的人，更多的是想从这个当时还叫“宝安县”的边陲小镶。逃往另一个世界：香港。从20世纪中期至改革开放初，广东各地及外省人口途经宝安，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潮”，至1979年，宝安本地已逃出6万多人口，而民间说法更达30多万。此时，宝安劳力只剩8万人。 　　次年，深圳特区成立，但耕地抛荒、粮食和蔬菜问题仍是执政者的燃眉之急。1982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提出，组织外地有种菜经验的农民到深圳来种菜。市政府曾到潮汕地区和广州郊区分别组织了5000名菜农到深圳种菜。但菜价太低，不久，菜农纷纷回家。 　　1978年，30多位紫金县农民去深圳办砖场，倒闭之后回到家乡，这群失败者却给当地带来了利好消息。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们向苦无出路的乡亲们讲述意外发现：深圳地多人稀，只要有力气。就有饭吃。 　　许多农民回忆这段往事时都会感叹，那时真是孤注一掷。仅仅是依据一段传闻。他们便卖掉牲畜、交代后事，举家迁???。 　　第一批农民于1979年夏天进入当年砖场所在地：西丽大?村。他们下车后，翻山越岭，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这个外逃成风、只剩老弱病残的村子，土地荒芜多年，遍山荆棘。外来者们在山坡的树下扎营，开垦荒野。 　　在第二批农民于1983年到达此地后，1984年，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与深圳市南头区农业局农牧公司合作开发成立了王京坑林果场。后者提供土地260亩，来自紫金县的这两批共62名农民，以技术员身份组成林果场，向大?村交纳土地租金。1992年，林果场改为大?种养场(当地称紫金种养场)，62人变成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 　　 　　在故乡从此没了根基 　　 　　198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杨时若起床后，发现儿子不见了。18岁的杨峰留给他一张纸条：爸爸，我不是读书的时候了，我要下深圳了。 　　对于这段历史，现年41岁的杨峰解释说。“父亲中年得子，读完初中，看着他年纪这么大还要供养一家人，我心里很难过。” 　　跟1979年姐姐去深圳讨生活不同，此时深圳速度已经初显端倪，“下深圳”的定义，去掉了悲壮，增加了奋斗色彩。建筑工、打工仔、求职者和他们的家属大量涌复试，在1981-1982年间，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如今已有千万之巨。 　　杨峰揣着兴奋，在父亲找到纸条的那天早上，已经在深圳东门车站下车，转车到南山后，他捏着姐姐留下的地址，又走了3个多小时。这一路所见，是家乡没有见过的大工地，人人都在流汗、忙碌，热火朝天。后来，他在蛇口看到了那句著名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回忆说，想起那些还在家乡等着继续升学的同学，当时觉得这条路走对了。丝毫没有退缩，尽管他已经被高中录取了。 　　杨峰来得正是时候，却没有了路上所见所闻的兴奋，等待他的，是更多的山林要砍伐，每天凌晨四点，便要出去开山刨荒。“原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深圳啊!”激情满怀的少年蔫了，连续3天都不愿去劳动。直到今天，山外的深圳繁华似锦，山林里却毫无动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倒是属于年轻时的勃勃生机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杨峰的乡亲们回忆说，除了自己耕种，他们也帮本地人开荒，换取每天2－3块钱工钱。在本地人大兴土木盖起水泥房时。他们捡来被丢弃的瓦片，取代了屋顶的油纸。 　　种养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修缮的，他们在异地山坡上建立家园时，1979年，中国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了。第二轮则是1997年。紫金种养场绝大部分农民在原籍没有承包土地，在故乡从此没了根基。 　　从他们收拾细软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紫金人已视他们为“深圳人”，而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也信心饱满。1985年，当杨峰回到老家。亲友和同学听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