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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外交漩涡中黄郛 　　黄郛（1880―1936年），浙江绍兴人，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出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麾下参谋长，并与蒋介石、陈其美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 　　1915―1921年黄郛赴美考察，回国后移居天津。他于1918―1919年完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等著作，引起较大反响，因此与冯玉祥结成友好。1923年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照会日本大使“废除21条”，同意金法郎赔款；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出任代理内阁总理，“修正清室优惠条件”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其深厚的政治资历，颇受蒋氏青睐。 　　1924年黄郛与蒋介石分别十多年后，又恢复了通讯联系。蒋一再坚持要介绍黄加入国民党，同时请黄出山担任政府公职，但黄郛对此却没有什么兴趣。他既不愿入党，也不愿担任政府公职。一次，蒋介石、张静江亲自作黄郛的入党介绍人,在志愿书上签好字，然后由张亲自送去给黄，只要他在志愿书上签个名字就行了，但黄就是不签,将志愿书原件退回。以后蒋又再三劝黄入党，黄仍坚持不入，成为蒋介石身边极其少见的、不是国民党员的幕僚。对于蒋屡次邀他出任政府公职，他也一再婉言谢绝，大多数时间愿以超脱的姿态向蒋进言献策。这可以看出黄郛与众不同的一面，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那种微妙而特殊的关系。 　　然而，蒋介石却不愿盟兄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始终要把黄郛拉入自己的阵营。黄郛有几次推辞不掉而先后赴任上海市特别市长、外交部长、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正是这几次赴任，使黄郛深陷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 　　 　　处理“济南惨案”失败，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1927年7月4日，黄郛应蒋介石邀请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一职。上任后他拟定了许多规划、章程，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料蒋因派系之争而被迫下野，刚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一个半月的黄郛即随蒋的下野而辞职。 　　1928年1月7日，蒋正式复出，组织新的政府，自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还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重揽党、政、军大权。再邀黄郛入政府一事，又被蒋提上议事日程。几日之后，国??政府特任黄郛为外交部长。此时正是中日外交麻烦不断的时候。日本在与美、英争夺中国利益中，不断制造事端，意欲迫使中国方面做出更大让步以取得更多利益。 　　1928年5月2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济南，而后黄郛也抵济南。次日，驻济日军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恣意屠杀中国军民，交涉员蔡公时被割耳挖鼻后残杀，酿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面对此种局势，蒋只想与日妥协又怕担亲日议和之名，于是让黄与日谈判，并在电文中说：“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之名义如何？”黄的背景、日本情结、以及与蒋的特殊关系，都使黄对济案处理无法强硬起来，因而备受公众强烈谴责而被迫辞职。蒋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即于5月20日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蒋的态度完全出乎黄的预料，其中大有推卸、责怪之意。5月22日黄郛很快复电给蒋，辞去包括兼职在内的各项职务。蒋再致电黄郛解释，并劝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再辞兼职，并派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出面致电黄郛慰留，但无济于事。黄郛执意坚辞包括兼职在内的各项职务，恼怒之情溢于言表。黄郛后来的继任者王正廷也承认“外交较前数年略困难”，但大部分人还是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他多次流露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最终惨淡下台，归隐莫干山。 　　 　　与日秘密谈判，签订城下之盟 　　 　　黄郛在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背景，自然能引起日本方面的高度注意。1932年8月，蒋因对主政华北的张学良不满，又竭力邀黄郛北上，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准备与日本谈判。黄以华北局势不明为由，加以拒绝。但蒋仍建议黄尝试和日方接触，并将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送给黄参考。于是黄便开始与日方驻沪人员接触。 　　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在对日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但反对各国调停，也反对与日直接谈判，成为蒋、汪实施妥协缓和路线的一大障碍。汪精卫无法说服罗，便与蒋合谋绕过外交部，力荐启用黄郛秘密进行直接对日谈判。 　　1933年4月中下旬，在蒋授意之下，尚未复命的黄郛，事先便多次与日公使馆武官辅助官根本博等人秘密会晤，打探日本关东军的态度。同时，他还在与日驻华公使有吉明面谈时表明，将改善华北国民党部，实行稳健政策，并表达愿做中日友好的中间人，改善中日关系等愿望。4月13日，日方有吉明便将与黄晤面情况向内田康哉外相报告，并建议应给予黄支持。同时还按黄的意思，希望外相转告日各媒体，低调处理黄出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以利和谈顺利进行。次日，日外相即表同意。 　　黄通过这些私下活动得到日方默许后，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