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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礼的冲突——史观背景下的烛之武形象分析-中学语文论文 利与礼的冲突——史观背景下的烛之武形象分析 罗秉相 许多老师喜欢用现代眼光分析《烛之武退秦师》中的人物形象，并对他们作深入探究。如烛之武能退秦师，不仅口才非凡，而且看问题入木三分，智慧非凡。晋文公不是侵略者，攻打郑国是求存求强的进取精神的表现，他做事果断，重视同盟，善借外力，具备杰出政治家的风范，成为春秋霸主绝非偶然。秦伯也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翻云覆雨的小人，与郑国结盟，派将士守卫郑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置自己的荣辱得失于度外。郑伯则是个从善如流的明君，佚之狐有过人眼力和高度自信，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些探究都没错，但也不见得怎么对。可是此风一旦流行，则会喧宾夺主，因为这样放纵式的解读经典会曲解经典。文言文阅读，最重要的寻求正义，要做到“因境求义”、“因文求义”。这两个词都是训诂的原则，但是训诂的原则其实就是文本阅读寻求正义的原则。在训诂学上“因境求义”是依据语境来确定其义，如果我们放大“境”的内涵外延，扩大到文化传统，就要先“论世知人”，然后“知人论世”，方能求诸正义。最后“因文求义”，方能求得正义。 一、因境求义——《左传》的史观 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认为《左传》是史书（古文经学认为身兼为“经”；《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烛之武退秦师》是一篇史传，出自史家之手，必受史家史观的约束。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史记》）。《左传》虽是史传，王竹波认为其实是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倾向。所以《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就成了“以礼解经”的史传：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是“以礼为上”，一句话，《左传》的史观是“礼”。 先看以礼释《春秋》之事。据《左传》记载，《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发生在“鲁僖公三十年”。在《春秋》所记载“鲁僖公三十年”的史事中，有关《烛之武退秦师》史事，只记录了一句话：“晋人、秦人围郑。”区区6字，《烛之武退秦师》则有374字，这是言事相兼的全新的叙事体式。《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作者始终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在“礼”的过程和细节中表现其意义。 再看以礼释《春秋》之制。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核心观念，《史记》有言：“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所谓“王道”，就是礼乐盛世，要知道春秋末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但也是礼学兴起的时期。礼乐盛世是与礼制紧密相连的，春秋时期各种礼制有严格的规定，逾越不得。《烛之武退秦师》的起因是“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就是礼制。郑伯先前确实“无礼于晋”，但“晋侯、秦伯围郑”明显是使“天下无道”的违背礼制之举。 二、因文求义——烛之武的说辞 最后看以礼释《春秋》之义。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烛之武的说辞是抓住了一个“利”字，抓住秦国贪图利益的心理化解这场危机的，礼是由头，利是原因。 我们先回顾一下事件的相关背景，秦晋围郑发生在公元前630年，在此之前，郑国做了两件对不起晋国的事。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在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那么，郑国当年为什么没有以礼相待呢？用郑君的话说就是“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可见，短视的郑伯小瞧了落难的晋文公，由此埋下了祸端。叔瞻“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加深了晋郑之间的矛盾。郑国是弱国，又无险可据，因此，总想找个依靠。在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背晋助楚，结果却是楚国大败。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人出使晋国，与晋结好。“五月，晋侯、郑伯盟于衡雍。”但是，郑国见风使舵的转变只给自己带来暂时喘息的机会，晋文公为了争霸实际利益的需要，还是在两年后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与秦毫不相关，秦国出兵只是源于与晋国历史上的良好关系和向外扩张的野心。 可以看出，秦晋联合围郑的原因是不同的，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各有各的利益打算。而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联盟是不牢固的，一旦一方利益受损，联盟自然破裂。这就为烛之武成功说退秦师埋下伏笔。烛之武可谓谙熟世俗之道，他的说辞处处体现一个“利”字。关键的一句是“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一“阙”一“利”，利益得失一目了然。秦伯之所以改变主意，冒得罪晋国甚至和晋国交火的危险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