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地三尺挖出湿漉漉新闻.docVIP

掘地三尺挖出湿漉漉新闻 　　一、角色的突破:从主持人到出镜记者 　　 　　《新闻大学》:你从主持电台的《夜色温柔》到主持电视的《新青年》和《东方时空》是一次突破,2003年从《东方时空》到《新闻调查》又是一次突破;我们关心的是,从《东方时空》的主持人到《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柴静:接到了地气。 　　其实,在《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也是记者,只要在问观点和事实,就是记者。那时候在演播室里更关心谁的观点表达得好,比如编导会说这句话说得真好,可以用来做标题。新闻可以表达吗?当时这个禁忌的打破是有诱惑力的。我记得中国社科院的杨团说的“慈善要像一个透明的玻璃口袋”、有个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普通人说的“小人物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当然都是很有价值的表达。那时候做的很多报道都是基本事实掌握得差不多,就看谁表达得独特深刻。 　　但新疆地震把我震出了演播室,震到了地上。记得是2003年2月24号上午,新疆伽师、巴楚地区发生6.8级地震。当时的制片人白岩松让我搭军用飞机去伽师,第二天凌晨我落脚在有人举行葬礼的一片废墟上。不用化妆、没有主持台,你只要看着你对面的人;以前采访我会列出七八十个问题、想出十种问法,但当我面对那位维吾尔族村支书的时候,我只问:昨晚你睡在哪儿?跟着自己的未知和本能去问。他答:地上。我问:睡得着吗?村支书反问:我家里死了五口人,1400多村民等着吃饭,怎么睡得着? 　　我又到了一所垮塌的学校,学生在帐篷前升国旗,在帐篷里读课文《我的学校》,用维吾尔语,有人翻译,念的是“我们的学校多美丽”――多么传统、经典的灾后报道啊!我跟着两个学生绕到学校后面塌了一半的房子他们住的地方去看,伸手一摸,被子是湿的――这就是新闻,如果只在鲜艳的国旗下、只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就摸不着看不见听不到!新闻兜头泼下。我提醒自己,以后除非亲眼所见,否则我不相信。两个月之后,到了《新闻调查》,迎面撞上非典,穿上隔离服,进了重症病房。 　　我终于站在地上,接到了地气。我要找到一句话背后的千百种的成因、千变万化的事实,再不只要别人用一句话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事实是什么。 　　《新闻大??》:去新疆的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吗? 　　柴静:不是,我正在办公室,是白岩松让我去的,他可能也觉得我应该接接地气、受受怎么做记者的训练吧。是欲望导引我走向新闻现场、走向《新闻调查》――比如,我很想了解艾滋孤儿的真实状况、想探究家庭暴力的深层原因,但在《东方时空》我报了题,囿于节目样态,不可能做,同事说要做只能去《新闻调查》。以前我有冲动,但不得法,新疆伽师地震让我找到感觉,手脚被松开了。 　　我把自己心的锚抛向最深处,让自己的视线穿过最错综复杂的世界。这时我的人生航向调整了一个角度: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新闻大学》:除了白岩松给你创造了机会,你对新闻的那种冲动是怎么被激发的? 　　柴静:引领我进入中央电视台的陈虻对我说“你要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怎么忘掉自己呢?他说:“你回家问你的父母,你每天做的新闻,他们感不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的未知就是你的起点。”他的意思是让我回到常识,别一坐在主持台上就不是人了。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妹妹,后来直到我去了现场,尘土满面地坐在地震的废墟上采访灾民,我才理解了他说的“忘我”和“欲望”是什么。“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这是他说的。 　　 　　二、方法的突破:我只是观察 　　 　　《新闻大学》:你很推崇剑桥大学一个年轻女老师的一本书《民主的细节》,你推荐说:“她讲求事实与论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你在《新闻调查》的节目里也是在观察,冷静、细致。你怎么选择了这样的方法? 　　柴静:这既是栏目一贯的追求,也牵涉到我对跟观众的关系的定位。 　　我们对观众就是服务,电视台不是用来表达我个人的见解与思想的,我是为观众提供事实与信息,让他们来思考。 　　我对“启蒙”二字高度警惕。康德说启蒙只是自我的觉醒,不是传教士式的自上而下的教导。 　　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提供的不是翻译体的术语,而是细节。 　　美国大选前,她在博客里说“我老想问――CHANGE WHAT?”在美国上下如痴如醉把口号当成歌儿唱的时候,她站出来说――别光喊改变啦,你要改变啥啊?为什么要改?问题出在哪儿?要怎么改?这么改的后遗症可能是什么?这是刘瑜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我把它叫做“给我一个宾语”。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我认同她所说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与细节的平原”,“如果我们有耐心去寻找和阅读事实,很多观念冲突甚至政治冲突都会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