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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生态责任正义性考量 　　各国政府不仅必须担当属于基本道德义务的生态责任，还须将政府生态责任置于公平正义范围内，在不同政府之间合理分配生态责任，以保证政府生态责任的公正性。政府生态责任本身只有保持公平公正性，各国政府才有可能产生保护自然环境的共同行动。 　　 　　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虽未形成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文本，但大会的召开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各国政府必须重视气候环境问题，敢于或不得不承担起生态责任；另一是各国政府如何承担生态责任，合理分担碳减排义务。 　　中国政府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大会宣布到202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降低40%～45%，同时也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更是头等大事，发达国家应该带头且更多地承担碳减排的义务。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表明：保护自然环境具有普世价值，对世界各国来说属于基本道义，各国政府一律担当碳减排的道德责任；但由于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碳排放的数量也有多有少，因而各国政府也须有区别地担当碳减排的义务，忽视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对自然环境破坏程度的差异，要求各国政府平均承担碳减排的责任也是不公道的。 　　这意味着，各国政府不仅必须担当属于基本道德义务的生态责任，还须将政府生态责任置于公平正义范围内，在不同政府之间合理分配生态责任，以保证政府生态责任的公正性。政府生态责任本身只有保持公平公正性，各国政府才有可能产生保护自然环境的共同行动。 　　 　　政府生态责任的不可推卸性及其有差别的担当 　　 　　当代发生的且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出现了问题，而是全球性的自然环境遭受了污染和破坏。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不是威胁着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人群的生存安全，而是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安全。生态危机的这一全球性质，势必要求全人类共同行动起来，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地球的道德责任。 　　由于全球分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由此，全人类对地球应当担负的生态责任就内在地转化为各国政府的责任??由于保护地球是不分肤色和人种的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和责任，那么，这就决定了政府生态责任是属于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各国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的意志履行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即使是对自然环境污染和破坏较少的国家，也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在走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做到不污染、不破坏自然环境，合理而循环地利用自然资源，这一生态义务属于底线的或最低限度的义务，也属于自然法则或自然环境恶化而强制给政府的义务，各国政府不能以各种理由推卸这一义务，否则，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就会面临毁灭的危险。 　　但是，我们也要现实地看到，在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富有和贫穷的差别。在此条件下，各国政府保护自然环境的能力就完全不同。对发达富有的国家来说，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保护自然环境可能并不困难，而对发展中的贫穷国家来说，拿出同样数量的资金用于保护自然环境就会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甚至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福祉。基于此，在强调各国政府应当担当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义务时，还必须考虑各国政府保护自然环境的能力差别和现实可能性。如果不顾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别，不辨别破坏自然环境的主要责任人和国家，笼统地把污染和破坏自然环境的责任归结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国家，并要求各国政府承担同等的生态责任，那么，政府生态责任反而会有失公允，导致其由道德性走向非道德性，并成为发达国家对非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强暴工具。也就是说，政府生态责任在必须承担的基础上还需要有区别地对待，遵循差异性正义原则，并根据现实情况和历史状况，在不同政府之间合理分配生态责任的大小和多少。政府生态责任属于各国政府的基本义务，但又需要有差别的对待和担当，政府生态责任是基本义务与差别原则的统一。 　　 　　政府生态责任的正义原则 　　 　　在不同政府之间合理分担生态责任的大小，牵涉到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由此就使环境保护的伦理义务演变成为一个不同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并由此引出如何公正地分配政府生态责任的问题。进而言之，对政府生态责任的承担需要进行正义性考量，以确保政府生态责任的正当性。政府生态责任的正义性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一是承认的正义，即承认每个政府或每个国家的公民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二是分配的正义，即依据权利与义务的公平交换原则公正地分配不同政府之间的生态责任。 　　政府生态责任的承认正义的内容是：各个国家不论经济发展的快慢，是贫困还是富裕，在享有公共自然资源和环境权利方面一律平等。不能因为财大气粗就占有或剥夺他人或他国政府的环境权利，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