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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仁爱的共同进路 　　摘要：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核心道德价值取向有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正义与仁爱都应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道德。从正义与仁爱的起源、发展及功能来看，二者不能相互取代，且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通过对诚信的多维度性探析，本文试图找到正义与仁爱的共同进路，以期在探索共同推进正义与仁爱的道路上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关键词：正义与仁爱 核心道德 共同进路 诚信 　　 “每当社会变革，社会动荡之际，伴随着社会变革，制度的变迁，必然出现道德冲突。”①“当个体处在社会变革时期，或者个体自觉地进行道德自律和完善时，道德冲突会使人们产生困境并引入两难的境地。”②道德冲突和困惑虽然可能会有利于新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的产生，但是也会带来道德领域的分裂、混乱甚至造成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象。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道德实践中，我们既要正视道德冲突的客观存在，又要正确地进行道德选择，使道德冲突得以解决，以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完善和社会进步。 　　对于个体来说，核心道德是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个体道德品质的灵魂和精神上持久的原则，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期待和行为原则；对于群体和社会来说，核心道德是整个社会的根本性的伦理指导原则。如果任由个体选择道德价值而缺乏对核心道德价值的引导，可能会破坏人们对于共同道德规范的信仰，弱化群体和社会的凝聚力，加剧社会的不稳定。传统道德是以仁爱为中心，而现代道德则以正义为指向，以正义为中心的道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秩序运行的良好，而仁爱为中心的道德则侧重指向德性的完善，甚至可以指向比正义更高的存在及其秩序。在现代，道德似乎忽略了个人自我臻于善境的日常性要求的传达，不是个人德性的完善，而是社会维持自身而设置的法规纪律，因此它不再是个人的内在需要。这正是现代道德的根本困境所在。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找到正义与仁爱的共同进路。 　　核心道德价值是个体安身立命之本，是社会根本的伦理指导原则，选择何种道德作为道德的核心取向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古往今来，社会道德核心取向一直处于变化中，主要有仁爱或正义的核心取向，对正义与仁爱及其关系人类作过许多思考。 　　在对二者关系的论述上，大致有四类情况。一是只谈仁爱而避谈正义，其中以西季威克、吴新颖为代表；二是只谈正义不谈仁爱，其中以杨伟清为代表；三是偏谈正义或仁爱而弱化另一方，主要以斯密、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四是尽管论述了共同推进仁爱和正义的问题，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余地。其中以张洪亮为代表主张把正义作为仁爱的前提；以黄玉顺为代表主张把正义当作“是一体之仁在特定生活方式下、在差等序列上的推扩作用的结果”③。可见，正义与仁爱的共同推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正是立于这样一个基点而出发的。 　　正义学说是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评价社会制度和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道德标准的理论，已作为现代道德的中心指向。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进行了阐释与廓清, 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正义理论发展的理论脉络并分析了其特点，并对当代中国正义理论建构提出了看法。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以来，仁爱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核心取向，表现于道德倡导目标、道德教育内容等诸方面。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核心道德在继承传统与从西方拿来之间摇摆不定。如梁启超在《新民论》中提出了异于传统的仁爱与正义排序问题：“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世界，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④梁启超把正义与权利意识关联起来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正义比仁爱更有价值。 　　在中国，正义与仁爱及其关系提出较早，比如儒家主张的“仁”、“爱”、“义”、“仁义”、“仁、义、礼、知、信”等，此时是把仁爱当作道德的本源，仁爱是正义之源。在西方，古典正义是用来统摄一切道德（其中就包括仁爱）的最高道德取向，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鼓励的四主德（智、节、勇、义）就把义（正义）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近代，斯密认为“仁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能以力强求”、“但是对另一种美德的遵守并不依赖我们的自由意志，而是凭借暴力的保障，违反它的人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受惩罚，这就是正义。”⑤正如亚当?斯密描述的那样，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作为一个复杂性社会，其成员之间有着很深的依赖性，陌生的他者随时都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利益，每个人也随时都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 　　古代和现代对正义与仁爱的阐释是有差别的，这也是在现代语境中把握正义与仁爱关系应该注意的。即使处在同一时代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也不一定能达成一致。如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