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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张东荪“中间媒介物”思想
浅论张东荪的“中间媒介物”思想
[摘要]张东荪作为西方文明的介绍者和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推进者,在其“中间政治路线”破产后,提出构建“民族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中国实现民主社会的“中间媒介物”,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本文试图从其思想的提出、产生的原因、时代的局限性等方面作一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张东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中间媒介物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浙江杭县人。他一生致力于哲学、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研究,是现代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异常活跃的人物。他在探索中国社会政治取向的过程中,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比较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得出了关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转化的途径,即建立“中间媒介物”的思想。
一、“中间媒介物”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张东荪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主要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然而,在新国会选举中,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张东荪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于1921年2月15日作《一个申说》,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此时对于政治,他持“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1](P356)。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分析国内外政局,正式形成调和国共、兼亲美苏的“中间政治路线”,但未被政府采纳。1946年,他在天津青年会发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主张“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2](P204)。然而,这一政治主张随着国共和谈失败、国民党发动内战而再次宣告破产。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绝望,他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说道:“虽已有一些明日黄花之感,然而自信仍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工作。”[3](P332)虽然政治主张一再受挫,但他仍然“不忘朝市”,对中国社会??政治前途更加关心。在分析中国文化的出路后,他指出:“中国必须走上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途”,即中国不能直接从现实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中间媒介。“‘渐进论’是在间接而又间接的评议着中国现实政治,是在所谓‘纯学术立场’上阐发的一套较系统的政治理论”[4](P207),即所谓的“中间媒介物”思想。
张东荪指出:“我们必须知道自由平等的理想倘不发现一个第三者作为媒介以使其与实际相衔接,则一切皆变为落空”[5](P33),即理想要变为现实,必须要依靠中间媒介物。他认为,民主主义理想之所以能在西方变为现实,主要依靠两件媒介物,“一个是国际上保持独立的国族主义(即民族国家主义);一个是作资本制度基础的个人主义,不有国族主义则一个民族无法独立,同时即是无法自己生存”[6](P33)。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国家,历来就缺少自由、平等、公平、理性等民主社会必备的思想根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私有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家族制思想严重,“天下式国家”制限了平等、个人尊严及人格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民主社会又缺乏社会基础,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就必须建构从现实到理想转变的桥梁,即必须依靠“媒介物”。
他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造成了“天下式国家”的典型,加上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缺乏“民族国家主义”,因此,“产业革命造成了民族国家,中国应进行产业革命”。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推翻殖民统治,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建立个人负责制,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然而,中国自古就是家族共产制,在财产上实行共同负责制,因而缺乏个人的独立地位与个性的发展,为此,在“增产”的基础上,要发现个性,从而唤起个人的自觉意识,建立个人财产制,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形成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由个人的自觉与人格的独立而成,即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亦必以这样的个人主义为其根底。”[6](P118)这是张东荪在分析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为实现中国民主社会理想寻找到的两个“媒介”。同时,他结合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得出了在中国实现理想社会的第三个媒介物――计划经济。他说:“社会主义虽是美好的理想,但若寻不到一个衔接的办法,使其从天上引到地面,亦是徒然,苏联之有今日就只因为寻到了一个衔接办法,就是计划经济。”[5](P256)因此,他提出要效仿苏联,实行“统制贸易”,在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建立集合农场,实现集合化、机械化。
在阐述其“中间媒介物”思想在中国的三个媒介时,他进一步指出,理想通过中间媒介而变为现实是要打折扣的,“我们又须知道理想虽百分之百的美满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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