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谈辛亥较量与妥协并行“光荣革命”.docVIP

知名学者谈辛亥较量与妥协并行的“光荣革命” 　　弹指间，辛亥已是百年，革命早已成为历史，战火亦化作云烟。百年后的中国人，在回首这场并未有太多流血牺牲的“光荣革命”时，百感交集。 　　有历史学家在评价这场革命的时候，说这是一场妥协出来的革命，各方力量均衡，谁都没有绝对的胜算，谁也都没有钱来打一场持久战，最后大家坐上了谈判桌，谈出了一个中华民国。 　　百年后看这段历史，有太多的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它没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以至于在革命后的百年里，我们仍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磕磕绊绊。 　　站在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不应该只是歌舞升平的普天同庆，或紧张兮兮的死守严防。纪念绝不是“为了忘却”，反思和观照才是其真实意义和价值。历史不会重复，但会出现相似。 　　杜牧曾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览古凭吊，最终目的是为走出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律。 　　历史的争议永远会存在，而对待争议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给每个人一个麦克风，让他们说出自己心里的辛亥，于是有了这一场“圆桌会议”。 　　改良VS革命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 　　晚清的时局是改革与革命赛跑，改革没有跑过革命，最后辛亥革命爆发。 　　本来经过戊戌政变，改革处于低潮，但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君主立宪国打败了君主专制国，此前盛行的“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人种论破产，制度变革重被提起。从1905年起，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个大势，总觉得还能够掌控一切。 　　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的核心是变革的手段问题，即是暴力推翻，还是从上至下改良。梁启超从开始论战就认为，暴力革命的危害太大、代价太大，所以只应该从上至下改良，这种观点广获支持。而孙中山始终坚持，清政府不可能像你们说的从上而下改，所以只能用暴力推翻。后来清政府的政策出来，人们发现每一项都是在造假，立宪派的意见越来越处于劣势，能吸引的人越来越少。 　　一个标志性事件???，1908年8月，清政府重新下通缉令，强调一定要捉拿康梁。梁启超一直在海外和革命党人说清政府能够改革，结果清政府还下令说他是通缉要犯，你说这样梁启超还能有多少说服力？梁启超是立宪派的精神领袖，通缉他就等于是给革命党人添油加火。后来连续三四次的国会请愿运动，号召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清政府对立宪派的活动采取一次比一次严厉的镇压,这样恰恰就使立宪派越来越激烈化,让很多立宪党人觉得改良之路恐怕走不通，而“皇族内阁”出台，好像恰恰证明了只有走革命这条路。 　　“皇族内阁”违反了内阁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尽管是这样，立宪派最上层还是希望如果能妥协是最好，所以他们还是给谘议局联合会提了一份妥协意见书。承认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阁员，但是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就是皇族成员不要当内阁总理大臣。但清政府完全拒绝，还说你们的言论越来越嚣张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指使皇族。这时候，很多立宪党人已经参加了同盟会。 　　所以说清廷的政策失误，把自己的统治基础推向了对立面。为什么之前革命党人那么多的起义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立宪派的支持。而武昌首义后，立宪派纷纷起来表示支持，所有的地方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人共同完成的，甚至很多地方立宪派的作用更大，个别地方完全是立宪派完成的。非暴力本来是最好的一个路径选择，但这个最好的选择恰恰没有成为中国的选项。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著有《立宪时刻》、《宪法、民主与国家》 　　辛亥革命是一场古今之变，由一个王朝专制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革命派和立宪派在变革的动力、原因、手段上都有争论，革命派主张采取暴力的、激进的、直接否定的方式推翻旧制度，立宪派也对旧制度不满意、不赞同，但他们主张采取一种改良的、渐近的方式，甚至保存旧制度的外在君主形式都没关系，最终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这个国家依照人民的意愿建设出来，尊重规则和法律。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赞同立宪派，因为他们的手段和目的有内在的相对合理性。而革命派往往把手段当成了目的，革命本来是一种手段，但他们往往因为革命的激情，使手段陷于哲学中“恶的无限”，这样最后导致革命诉求变成非常遥远的想象。 　　而立宪派他们的困境就在于清廷并不具备改革的意志和决心，所以他们的诉求难以实现，所以在这个时候暴力手段也有其正当性。革命和立宪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它应该达到一种妥协和平衡，革命应该节制暴力手段的反复性，最后终结于宪法。皇室内阁出台后，很多立宪党人纷纷转向支持革命，武昌首义后，很多省的独立都是立宪派在扮主角。但是立宪派在参与革命中是有度的，他知道革命应该有节制，所以他们后来都比较支持南北和谈与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