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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痛斥”之后的徐懋庸 　　1933年初，年仅22岁的徐懋庸以他犀利的笔锋，独特风格的杂文走上文坛，引起人们关注，受到鲁迅先生的器重，鲁迅为他的《打杂集》作序，并介绍它出版。在鲁迅先生关怀鼓励下，徐懋庸写作热情高涨，他以杂文形式挞伐邪恶势力，张扬真理，先后出版了《打杂集》，《不惊人集》，《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等杂文集，从此一举成名，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著名杂文作家之一。 　　徐懋庸家境清贫，幼时当过苦力，修理纱筛，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工余时间自修了法、日、英、俄等外语，14岁时开始用世界语写日记，后来又以流畅的文笔翻译了《斯大林传》、《托尔斯泰传》、《肖伯纳传》、《列宁家书集》，还翻译了苏联小说《小鬼》、《秋夜》、《伊特拉共和国》等，介绍了外国进步文化和文学作品，宣传了世界名人，传播了马列主义。 　　 　　毛主席谈两个口号之争 　　 　　1936年，上海文坛上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意见相左。他冒失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不适当的信，激怒了鲁迅，致使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痛斥了徐懋庸。一时间，徐懋庸由鲁迅器重的人变成攻击鲁迅的罪人。 　　25岁的徐懋庸顶着强大的社会压力，没有一蹶不振，只身一人从上海辗转武汉，赴山西、陕西，在无任何关系，无人指引的情况下，找到了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为他亲笔写了介绍信，他毅然奔赴延安，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追求革命的人。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这位年轻有为的文人。 　　徐懋庸1938年3月到延安，5月中旬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汇报上海文艺界情况。主席第二天回了一信，答应过几天相约谈话，第三天又派秘书和培元、华明两同志找徐谈话，一般地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然后在5月23日左右的一天下午，派华明将徐带到住处，听了徐的汇报。徐讲了约一个半小时，汇报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以及徐给鲁迅写信并遭到鲁迅公开驳斥的情况等。??席听了以后讲了如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 　　 “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但错了不要紧 ，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毛主席的话，解开了徐懋庸心中的疙瘩。他放下“包袱”，从此进“抗大”任教员、研究室主任，开始了革命教育的生涯。他讲政治经济学、哲学，编写社会主义概论，编译军事教材，讲大课，发表文章，顿时又焕发了青春。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也得到实现。有一次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徐懋庸应邀参加，恰好坐在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徐懋庸的才华被彭德怀将军看中了。在抗大迁移路经八路军总部辽县麻田时，彭总通知抗大领导何长工与徐懋庸一起到他那里谈话。何长工已料到彭总意图，便只身前去。彭老总坚持要徐懋庸来，何长工无奈，只好找来徐懋庸。彭总便当场将徐“扣留”，叫他到太行山区的文化界挂帅。 　　 　　创办建国学院 　　 　　1945年11月，徐懋庸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奉命奔向新的战场―到热河承德创办抗大式的热河建国学院。 　　热河只有几所中级学校，建国学院里少数进过高等院校的学生，都是从冀、辽、吉、黑等省来的，他们历经了日本帝国主义14年奴化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缺乏认识，根据他们的思想状况，徐懋庸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用启发诱导、自由讨论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渐渐消除疑虑，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