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中民俗事象.docVIP

论《边城》中的民俗事象 　　《边城》是沈从文笔下呈现出的最美丽的“湘西世界”,湘西的山山水水和巫楚文化氛围养育了沈从文,而沈从文又通过自己的笔把湘西故土神秘的风姿和喷涌的原始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家这种摆脱现实情感的重压,把感情融化在文字和故事中而表达出的深沉情感正是通过这种对民俗情感的认同而获得的。《边城》的成功之处在于沈从文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放在了民俗事象之中,将意蕴深厚的民俗景观作为写作的背景,将小说的人物和事件融于民俗学语境的框架中,使民俗获得了一种媒介的作用。因此,对民俗的理解成为了对《边城》理解的一把钥匙。《边城》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与边地情调的民俗风情画,小说中的民俗在被叙写的同时显现出了自有的审美意蕴和价值。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俗是特定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名片,它存在于民间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要素中间,是一个由种种民俗事象所组成的现实文化空间。换言之,民俗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原生态的现实社会生活表象,一定地方的民俗就是该地方凡俗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所以在深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活时,自觉地去观察和搜集在人们心灵中有着广泛影响、并在其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民俗事象,对作家塑造具有民族性格和独特个性的典型形象大有裨益。《边城》借助了一系列具有民俗符号寓意和功能的具体事象传达深邃的情感和信息,营造出文本蒙?而悠远、朴实而隽永的审美韵致。 　　歌谣在苗族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各种仪式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苗族人不但平素能随时随地信口唱来,表达当时的情绪或叙述当地的事件,而且每当举行某种仪式或集会时,男女对歌更是日夜不休。而对歌也成为了男女婚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青年男子是否能寻到理想的伴侣、抱得美人归,就要看他唱歌的本事了。《边城》中的天保和傩送兄弟二人为情所困,也正是通过唱歌的形式来公平地在爱情中一决胜负的。傩送动人的歌声在夜色中飘荡,让翠翠在睡梦中感受到了这“又软又缠绵”的情意,“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翠翠对会唱歌的傩送生出了少女的情愫,“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一曲曲歌谣让这场没有硝烟的爱情之争变得愈发温婉,同时也显露出苗族人朴素自由的情爱观念――无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没有金钱、门当户对的限制,优美的情歌发自人的肺腑,又以全部的生命来歌唱, 自由地使人着魔的魅力,怎能不叫人为之倾倒呢?青年男女完全以情爱为中心进行自由交往和恋爱,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影响,他们的纵情放歌既是健康、优美又不悖于人性的自由的生命形式,同时更是狂热地追逐着生命本真意义的激情冲动和个体生命自由意志的证明。沈从文如行云流水般自由的笔触为唱山歌这一苗家风俗作了美丽动人的展示,展现出他对民歌的倾心和深刻的理解力,也展现出这种民俗中隐含的一种原始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沈从文将这种生命力的有无上升到了一个民族整体生命力之有无的象征的高度。”(葛红兵《月下竖琴与阳光之剑――现代小说中的婚俗研究》,《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版,138页)这种在唱歌民俗中体现出的热情智慧的生命与自然和谐的情韵正是沈从文强调的意旨所在。 　　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日,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端午节中的划龙船、捉鸭子,是一种湘西特有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保存的是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边城》中四次写到了端午节划龙船比赛,而翠翠、傩送、天保三人的情感纠葛都是因端午节而引起的。端午节将一切的悲欢离合、人事命运都串接在一起,成为了小说叙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沈从文为什么对端午节情有独钟?他在《过节和观灯》一文中写道:“近年来,我的记忆力日益衰退,可是七十年前在一条六百里长的沅水和五个支流边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阳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228页)他在《湘西?箱子岩》中记载了自己在看端午龙舟竞赛时的感想:“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去,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端午节人群狂欢的情景在沈从文心灵深处引起的情感是复杂的,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城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传统的民间节日与这保守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互相渗透, 有着共同的本质,端午节见证了人民的热情,热情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是生命尚存的标志。“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在这样一个全城出动的节日里,沈从文把人与人的交流与来往顺理成章地放在了人头攒动的河边,为青年异性的结识和交往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然的环境,让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自然地出场了。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