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特殊性原则.docVIP

论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特殊性原则 　　摘 要: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作为中国社会存在的特殊的地方形式,理应在立法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这一方面能体现国家对民族地方特殊性的尊重,另一方面能让民族自治地方在原则的指引下深化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 立法 特殊性原则 　　 　　21世纪的中国是全面开放的中国。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公民文化和社会道德的完善都将制约中国的立法发展;在国际方面,知识经济的浪潮,信息技术的推广,科技革命的深化,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将对中国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和强烈的震撼。[1]中国加入WTO以后,意味着国家在经济等方面与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关系将愈来愈密切,反映在国内立法上,必然要求一些立法应实现国际化;再则,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众多的优惠政策,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民族自治地方急需调整已有的规则体系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立法原则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尽早明确的一项工作。 　　一、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原则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立法原则之一。先秦法家就对此原则有所论述。先秦法家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随着生产和人口的增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不断地发生变化,此时法也应随时代变化而“变法”或“更法”。“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2]“备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3]“随时而变,因俗而动”、[4]“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5]这些都是古人对该原则的精辟论述。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在这方面的规定与先秦发家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如《自治法》第6条第2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我国现有的民族自治地方几乎都不是由单一民族所建立的,普遍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建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就更应该注重处理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和需要把主观愿望和抽象理论作为立法的依据。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律精神绝不仅仅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主观性一面,而且也包括社会规律客观性的一面。法律精神就其实质来看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6]另外,立法是时代的反映,作为立法内在精神的立法的基本原则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我们在此所说的“因时制宜”原则并不仅仅是对已存的经济、社会关系作出相应调整,还包括对即将出现的行为进行超前立法的一面。由于国家制定的法律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社会的反映比较迟缓,可预期性比较薄弱,加之法律的修改程序极为复杂,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制定法律来调整现存的经济、社会关系,对即将出现的或已经出现但还未来得及规范的行为采取“以暂时的无法可依为代价,换取日后有效的立法调整”的做法,那势必会出现法律滞后于时代且法律规避现象层出不穷的状况。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享有立法权的民族自治机关在国家相关法律没有制定或者不完备、不具体的情况下,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本地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对该地区的资源配置、利益平衡问题,以及社会治安等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密切的问题及时立法,避免社会秩序的无序和混乱,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运行,这无疑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起着重要的弥补作用。毕竟,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不仅要为民族自治地方服务,而且负有为国家的民族立法提供实践先导的义务。[7]国家理应对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切合实际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效力给予承认和尊重。但民族自治地方在享有自治立法权的情况下也应注意分清立法的轻重缓急之所在,以制定适合当地的立法规划。 　　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法的两个基本价值,也是市场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法律在实现公平和效率之最优关系过程中,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立并保护符合具体情况的公平和效率之最优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就指出:如果平等和效率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时候就应该达到妥协。但为了效率,就要长期牺牲某些公平。“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是公正的”。[8]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根本上是物质利益的冲突,因次,任何立法过程都是为实现、主张、确立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存在的,是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综合表达的过程,利益是任何立法主体实施立法活动的原动力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