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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韵对苏轼“尚意”书风的影响 　　摘要： 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他推崇晋人书法，也是因为晋人书法具有他渴求的精神之美。苏轼学“二王”，又能弃形破法，只求神韵，创作出以“尚意”为特征的个性书风。 　　关键词： 苏轼 晋韵 尚意 　　 　　董其昌在他的《容台别集》中写道，“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韵、法、意这三个概念划分晋、唐、宋三代的书法审美取向，至清代梁?又在《评书帖》中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对于“晋尚韵”“宋尚意”的提法大多没有异议，但也不乏个别胆大妄为者，为在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竟提出“晋尚意”“宋尚韵”的观点来，在这里我们对于此观点不做评论，不过，我们不妨换个思路，“韵”与“意”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董其昌在他的题跋中曾说：“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这就道出了晋人书与宋人书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都是以“风流”取胜的，是“无法之法”，自然潇洒。可见，“韵”与“意”之间有其相通之处。 　　 　　一、“晋韵”与“宋意”的哲学基础 　　 　　1.何谓“晋韵” 　　“韵”字最早来源于音乐和声韵之学，把它借来与“神”字合为一体，来表达人的生命状态，魏晋名士就具有这种神韵，所谓“魏晋风度”正是强调魏晋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韵致，而所谓“人物品藻”也正是对诸多个体的独特生命韵致的鉴赏和品评。 　　“韵”作为品鉴人物的美，是由玄学而来的一种清远、通达、超迈、简远之美，其体现在书风上，是迥异于汉代书法的质朴之风，一变而为一种飘逸妍美、简远清雅的书风。这种书风一直被后人叹为观止，并被置于一种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顶峰位置，这不只是仅仅因为晋书尚“韵”，而且是因为这个“韵”的具体表现形态，为那种风神潇洒、悠游自如、真率烂漫，似乎无一点尘埃气的超迈风流之韵。这种尚“韵”书风究其实质，是魏晋时代玄风的浸润日久，对超绝言象的“无”的一往情深，导致人们注重于人的形貌、举止之中的神采与风韵。这种重视人的神采与风韵的思想意??扩展、渗透到书法艺术中时，也就必然以超越笔墨之外的空灵境界的风韵和神采为尚了。中国古典书法在实践上成熟的标志是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晋韵”书风的确立。 　　2.魏晋玄学与苏轼的庄禅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混乱的历史时期之一，“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去寻求一个能适应这个混乱时代的思想以求得寄脱，老庄思想自然盛行。于是他们拼命放纵性情，纵酒为乐、放荡不羁。 　　老庄思想的盛行造成名士之间的喜好谈玄，而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名士们放弃了儒家繁琐的礼俗，转而追求心灵上的自由自在的乐趣，于是率性而行，回归自然，在传统束缚下，人们压抑的个性和情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世族文人取代书工笔吏成为书法的主体，他们以不激不励、潇散自得的心态作书，既为文赋诗，又沟通感情。因而这时期的书法艺术成为这个时代审美趣尚最具体的表现，正如宗白华所说的，晋人的书法才是“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的“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自魏晋之后，特别是自东晋王羲之始，中国书法及其书法美学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它超越了政治伦理社会功用的“工具论”的范畴，而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开始真正自觉地体现主体的生命意识、个性风度、气质品格等，换言之，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同时又反映或折射着整个时代的审美趣尚和风姿神貌。 　　总之，魏晋尚“韵”书风归根结底是魏晋人自身的潇洒风流在书法上的一种表现、折射。 　　苏东坡的一生，命运坎坷，几度升迁贬谪，曾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造成了他性格组成的复杂，他在进取与退隐这一双重心理矛盾的困扰中度过其一生。当他决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然而，于宦海中沉浮的遭际，则使他易于亲近、接受道家、禅宗出世和超世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在其后就很少表现出来。庄子《天道》中曾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庄子看来，由“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而来的“素朴”之美是一种最高的美，一种淡和静的艺术境界。禅宗思想则强调排除外在和内在的干扰，恢复到单纯的、空明的“本心”状态，这里讲究的是“空”的境界。苏轼借以禅道思想化解人生忧患，同时也有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追求人格独立完善的意味。正如李泽厚所说：“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