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贽“真”创作观.docVIP

论李贽的“真”的创作观 　　摘要: 作为“异端”的李贽,受心学思想影响,高扬“真”之大旗,以一己之身,向整个社会发出挑战,倡导存“真心”、做“真人”。他将心学思想运用到文学领域,是晚明文学从“良知”向“性灵”演变中的关键点。在李贽的创作观中,“真”是核心:他强调自然为文,表达作者的真性情,在这一点上,与当时处处充斥着假的文坛是根本对立的。 　　关键词: 李贽“真”创作观 　　 　　明代中后期的文坛,一方面是以统治者拼命推崇的宋明道学为代表,他们尽忠竭力地要把文学作为宣传道统的工具,人的一切思想与行为只能服从与人相对立的“天理”,这实质上就是灭去人的天生真性情,将作为个体的人,自我意识消失殆尽,成为统治者麾下真正的“顺民”。另一方面,当时文坛的创作主力、理论的主流都奉行“师法师古”为核心的复古主义,他们贵古贱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客观上造成了“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恶劣文风。二者虽然在具体的创作主张上差异很大,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只重视对文学作品形式方面因素的研究,忽视了真情实感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使整个“假”充斥文坛。诚如陈鼓应《明清实学思潮史》中所说:“虚伪,不是个别人的虚伪,而是社会性的虚伪。一种由耳目闻见而来的古老的‘道理’,统治了人心,统治了世界,成了不需要任何证明的绝对真理,障蔽了一切的真实。而文学艺术,虽然形式上还是人心的创造,但实际上却成了这种没有道理的道理的演绎。这是真心的丧失所带来的真文的丧失。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不首先涤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心,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作为“异端”的李贽,受心学思想影响,高扬“真”之大旗,以一己之身,向整个社会发出挑战,倡导存“真心”、做“真人”。他之论文学,大抵都是片言只语、偶尔一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些论述,在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巨大的。他将心学思想运用到文学领域,是晚明文学从“良知”向“性灵”演变中的关键点。在李贽的创作观中,“真”是核心:他强调自然为文,表达作者的真性情,在这一点上,与当时处处充斥着假的文坛,是根本对立的。 　　李贽对于文学的创作,反对模拟因袭,他认为文学创作贵在“独创”,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文学复古主义的阴影,除去传统思想对作家的桎梏,独立思考,自由创作。他认为“至善”的境界,正是人人自由思考,自求表现,自作主宰的善境。而为文模拟因袭,岂能成就至文?司马迁继承父亲的志向,撰写《史记》,根据史实,别出手眼,不践孔子之迹,自成一家之言,颇受李贽所敬重。他认为《史记》的不朽,就在于不因袭而有独特见解。如果文章不能发愤而作,写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事事求合于圣人,则圣人已有是非,又何待于我也。这种文章勉强写成,不是无病呻吟,也是淡然无味,毫无价值可言。故为学要先立定脚跟,心存己见,如果一味“效颦学步,徒慕前人之迹”,虽然竭尽心志,却始终无法回复自我本体,更不能说“真”。 　　在创作过程中,李贽强调“真”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自然”二字。他在《与友人论文》中说,“自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如果离开了“真实”,也就无所谓“自然”。因而,他要求文学以“自然”为美,也是深受其尚“真”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强调抒发不受礼义束缚的真情,将人之情性与自然融为一体,唯有情性的自由的抒发,才是自然,才能达到自然。要使文学作品达到“自然”的审美境界,作家首先必须写自己熟悉的、有感受的生活,因为自然是根植于“真”基础之上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真”。李贽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所谓“从外边攻进里去”或“就里面攻打出来”,与“各人因只就题目里滚出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强调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感受的生活。这样,既可达到生动自然的艺术境界,又可以根除师古拟古的恶劣风气,摆脱文学上的教条主义。于此,李贽又提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这说明,熟悉的生活,感受深,写起来也很自然,而只有自然的才是美的。 　　他倡导为文要表达人的真性情,他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真心即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就要求创作的文学作品必须表达人的真情实感和自然感受,做到“言出至情,自然称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他又从自然情性出发,对千百年来儒者所尊奉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学观提出挑战,“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命题要求把人的情感欲望严格控制在封建伦理的范围之中,以谋求一种虚假的中和之美。李贽则认为“自然之为美”,根植于每个人不可重复的真情至性中,创作者应顺应自我的自然之情,自然而然地抒发情感,表现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