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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 　　青年作家周为筠的著作《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由金城出版社于2008年5月出版,10月进行再版。短短的几个月就再版,说明此书的畅销,“国学网”也重点推荐了这本新书,可见此书的魅力。许多学术界人士因从书中得到了感慨和领悟而对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本关于九位从大陆迁台的国学学者的非严肃学术作品,缘何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是作者的写作手法引人入胜,还是该书面世并获得好评反映了一种什么的学术现实和潮流,对学术界有启迪?这正是我写本篇书评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 　　 　　一、成功的定位 　　 　　《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成功吸引各界的眼球,亮点是以1949年为切入点。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也是这些国学大师人生的分水岭。面临败局的蒋介石在计划日后的退路时,不愿把宝贵的资源“国宝”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傅斯年认为迁台的人士有四类:各校、院、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他们还拟定了具体的“抢救”名单。在这历史紧要关头,知识分子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去还是留,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在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有对国民政府腐败统治的失望,但也有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恐慌;既害怕被新时代改造或抛弃,又有着对身家性命的忧虑。 　　《在台湾――国家大师的1949》从1949年出发,为我们讲述一段国学的历史,这是一个较新颖的角度。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版了一些触探这一话题的著作,如2005年出版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但历史学者的视野大多局限于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境描述,而对于当年大批移居台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则由于史料缺乏与消息隔绝等原因,一直乏人问津。事实上,理解这一群体的“出走”,对于理解当年文化版图、知识圈的分化离合,以及其背后丰富的时代内容,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与《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出版同一时段,另一本记录迁台知识分子的著作也出版了,就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师永刚等著的《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这反映了学者们开始关注1949年这一个特殊的临界点,目光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蒋介石的“抢救学人计划”,还有知识分子人生岔口的选择等。关于1949年转变的论文和著作都很少,说明这一个领域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大陆学者对台湾国学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反映了学术的发展趋势,也启示了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所以学者们给予了积极评价。 　　 　　二、可触摸的历史描写 　　 　　作者运用讲故事的生动方式将大师们的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仿佛伸手即可触摸。开篇时,我就认定此书不是严肃 　　的学术著作,既然是与历史相关的,我就尝试从历史叙事的手法评价此书。历史叙事在中西史学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中有司马迁的《史记》,西有希罗多德的《历史》,古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今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注重叙事的手法和文笔,把历史写得引人入胜,令人难以忘怀;让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史学成为大众、平民的史学。此书以1949年为切入点,以九位国学大师为线索,用娴熟的文笔向读者道明大师们人生起伏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作者也尝试从大师们的著作和事迹揣摩他们的内心活动。以下是此书叙事风格的特点: 　　 　　1.细节描写。历史毕竟不是小说,不能靠情节的离奇和曲折来吸引读者,历史叙事要能引人入胜,就必须以生动的笔触来设境造势,营造一种逼真的历史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氛围的烘托离不开以优美文笔描写的细节,这正是构成一幅幅生动历史画面的底色和基本元素。在“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一章,“落花流水春去也”一节中开篇便对1949年钱穆所执教的江南大学进行了描写:“又是一年春草绿,1949年早春二月的江南一片生机盎然,夹杂着泥土的气息的暖风拂面而来。无锡西门外太湖边的江南大学校园里深红浅红的桃花瓣略带着隔夜的雨滴露出脸来,婀娜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细腻的环境描写,让我们马上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嗅出时局的火药味。读者的脑海中马上呈现一个画面:钱穆先生面对江南的盎然春景却无心欣赏,满面愁容,对动荡的现实彷徨不安,叹息声仿佛在我们耳边响起。此书大量相关细节描写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隔膜,看到一位位有血有肉的国学大师,在品读过程中分享大师的悲喜人生。 　　 　　2.扩充史料。为了加强历史的叙事性,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如在傅斯年逝世后,引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