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场分析与英汉法律不对等术语语义界定.docVIP

语义场分析与英汉法律不对等术语的语义界定 　　摘 要：法律翻译要求语言功能和法律功能上的对等。但中国和英美国家属于不同的法系，两者在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有深刻的不同。因此翻译中大量的法律术语无法找到一对一的确切对等词。许多术语貌似对等其实有微妙的差别，从而导致了误译、错译的现象。本文根据语义场的理论，探讨通过语义场分析的方法，对英汉法律术语的语义进行确切的界定，以找到合适的对等词。 　　关键词：英汉法律术语 不对等 语义场 语义界定 对等翻译 　　 　　一 　　 　　一种语言深深植根于使用该语言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习俗、制度、历史等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导致了一种语言中的某概念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不存在，或者没有确切对等的词来表达该概念的现象。这在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法律翻译也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方式。词汇空缺或者没有确切对等词汇的情况在英美法律术语中也大量存在。法律术语通常指某个国家法律制度中特有的事物、关系、行为和程序，每个法律制度是不同习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原则的产物，有它自己的法律事实，因此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知识结构。不同法律制度的大部分法律术语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另外，所有法律制度都包含了一些术语，这部分术语在别的法律制度或法系中没有对应词。(Sarcevic，1997) 　　中国法律和英美法律属于不同的法系，各自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有深刻的差异。法律概念不对等的情况不可避免的存在。例如，英美法系中有的概念，如equity and trust, plea bargain等在中国法律中不存在。还有更多的情况是，两种法系中有相似的法律术语，但其意义却或多或少的有不同。例如，刑法术语“attempt”，在普通法中，attempt是指一个人做了作案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仅是一种犯罪的预备。(Criminal Attempts Act)翻译中，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中国刑法中的“未遂”。但是两个词表达了的概念一致吗？细心分析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个词并不是确切对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中，未遂被定义为“已经着手进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外的原因而未成功的是犯罪未遂。”“未遂”和“attempt”都表示犯罪分子作出犯罪的行为，但没得逞。但中国法对“未遂”的定义和普通法对“attempt”的定义有两个主要的不同之处。第一，中国法律强调未遂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外的原因而未成功，但普通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第二，中国法律强调犯罪分子已经“着手进行犯罪”，而普通法只说“不仅仅是犯罪的预备”。怎样的行为才算超出犯罪的预备呢？这需要法庭根据具体的案件判定。 　　英汉法律术语的不对等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大量貌似对等的法律术语导致了误译、错译的现象，给法律的沟通和理解造成了重重障碍。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对法律术语进行语义场分析，能较好地对英汉法律术语的语义进行确切的界定，以找到合适的对等词。 　　 　　二 　　 　　语义场理论是德国学者特雷尔最早提出的。他认为语言词汇中的词在于以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公共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在这个词汇系统中，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相互依存并不断地调整、变化。我们只能通过分析、比较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才能确定一个词的真正涵义。语义场理论与特雷尔提出的“语义结构”有密切的联系，其实质是词汇的语义关系场。这些语义关系包括同义，反义，上下义等。伍谦光老师在其《语义学导论》一书中，根据语义场的理论，归纳了以下两点：A.语言中的某一些词可以在一个共同概念的支配下组成一个语义场。例如，在flower这个共同概念下，carnation，jasmine，rose，chrysanthemum等词共同构成一个语义场；B.属于同一个语义场的词，它们在语义上是相互依存和相互限制的。这就是说，要确定一个词的意义，必须首先比较这个词与同一个语义场的其它词在语义上的联系。例如，在kinship这个共同概念下，又father, mother,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brother, sister, cousin, nephew等共同构成一个语义场。如果我们想确定这个语义场中某个词（例如cousin）的意义，就必须了解cousin与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cousin在语义场中所占的位置。（伍谦光，1995：95－96）以下我们探讨一下语义场理论在英汉法律不对等术语的语义界定中的应用。 　　 　　三 　　 　　许多法律术语单凭定义并不能准确确定其语义，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语义场中，比较分析其与一语义场中其他词汇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它的意义。如澳大利亚家庭法中的“custody”，在一开始被翻译成中文时译作“监护”。根据The CCH Macquarie D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