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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管理者都讲做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赚钱,很多人都会。信大义,行大义,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君子之为君子,圣人之为圣人,即在于他们较之于我们常人,更明大义 　　 　　《论语》里仁第四篇第十六章: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语翻译成白话儿就是:“君子应该明白大义,小人可以只知道小利。” 　　这句话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句话,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话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到了宋朝,宋儒更是将“义”和“利”尖锐地对立了起来,把国家治理中的理财,视为小人之利加以排斥。这直接导致了近五百年中国国力的没落。那么,孔子所说的“义”和“利”,其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国家之利是“大义” 　　 　　孔子生活的时代,如同现在的欧洲,虽然多国林立,但国力基本差不多,各国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而竞争的不外乎是人才和财力。当时与孔子交往的,除了孔子的学生,就是各国的国君和一些高官。所以,孔子言语中所说的“君子”,就是特指孔子心目中品德高尚的管理者;“小人”,则对应一般的庶民和品德能力一般的管理者。这两者之间,没有褒贬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孔子终其一生,就是想把自己的弟子培养成管理者,也就是君子。 　　当时的诸侯,多想做霸主。他们请教孔子,就是希望孔子能告诉他们如何快速实现短期利益。而这,恰恰是孔子所鄙视的。孔子更希望各国诸侯能够注重一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即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去驱使人民进行战争或剥削人民供养自己。基于此,孔子才反复强调义和利的区别。 　　孔子的弟子曾参在其著述《大学》中,对“义利”做了细致的解释。他引用鲁国著名政治家孟献子的话:“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告诉大家失去财富比失去正义要好。曾参总结到:“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个国君却还以为这样的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国家必然天灾人祸一起降临。这时,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货物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进一步诠释了孔子对义和利的态度。《???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去见当时已经内外交困的梁惠王,惠王马上迫不亟待地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老丈不远千里而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回答:“大王!何必一见面就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问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问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问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车,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车,他们拥有的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就会满脑子想着如何夺得国君的地位,永远不会满足。反过来,从来没有讲仁的人,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董仲舒把这句话解释为:“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意思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应当明白大义并推行之。因为管理者拥有教化人民的责任,所以在制定社会规则和处理纠纷时,必须以大义为重。 　　综上,孔子的本意是,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他的义,指服从社会秩序的道德。若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他把追求个人利益的人称为小人,指的是普通人。他认为小人重利是应该的。 　　 　　“大义”成就成功 　　 　　何为大义?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告诉社会成员,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说的专业一点,就是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个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标准,即信仰。还要给社会成员一些承诺,一些让大家能够相对快乐和幸福的承诺。这种大义,社会成员的代言人――管理者,必须明确,并制定出相应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 　　如果社会的管理者――政府,放弃了“大义”,而考虑其“小利”,甚至和一小撮社会成员勾结起来,利用大伙给他的权力,把本该照顾到整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秩序,变成符合其小利益团体的社会秩序,那就天下大乱了。 　　具体到每个个体的社会成员,你为自己考虑,考虑自己的小利益,唯利是图是可以的。但是,这些小利益,必须建立在顺应整个社会的大利益的基础之上,不能损害社会秩序。否则,就要受到社会公约――法律对你的惩罚。 　　如果你是一个团体的负责人,如果你希望这个团体健康发展,团体成员快乐幸福,你就必须得从大局考虑,从大义考虑,来制定团体规范。作为个体,自然就没那么复杂了,为自己考虑就可以了。这就是孔子的原意。 　　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