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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的逻辑困境及其破解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发布《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在天津、河北、山东等十个省市开展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以来,经过六年时间的不断探索,人民监督员制度现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施行。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高检院的相关文件将人民监督员定位为检察机关的监督者,即由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应当承认,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人民监督员制度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尤其是制度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逻辑困境。本文意图在对制度实践进行细致考量的基础上,找到人民监督员制度走出逻辑困境的途径。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的逻辑困境 　　 　　(一)监督者的选任办法由被监督者制定 　　从现实实践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定》),在第二章“人民监督员的产生”中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及任职条件做了详细规定,随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以本院的名义制定出台了人民监督员选任办法。选任办法的出台对各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几乎所有关于人民监督员选任的方案或办法均是由作为被监督者的检察机关制定,这就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走入“被监督者挑选监督者”的逻辑困境,给人落下“被监督者会请自己人来监督自己”的事实。因此,无论由检察机关制定的人民监督员选任办法是否可行、是否具有科学性、能否真正选出合格的人民监督员,都已不是民众关注的焦点。 　　(二)监督者的法律素养比被监督者低 　　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践中又一个逻辑困境是监督者法律素养比被监督者低。从各地现任人民监督员个人职业情况看,有的来自国家行政机关,有的来自国家权力机关,有的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有的来自高校等;从其个人学历情况看,大多具有专科以上文化学历;从其知识结构看,绝大多数人民监督员缺乏系统法律知识。而作为被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检察人员则或接受过系统的法学高等教育,或者接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训练,让法律知识不全面不系统、不具有法律思维方式的人监督专业法律执业人员,其监督效果不言自明。尽管有专家学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应选择大众化道路,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素养的不足将导致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沦落为“外行监督内行”,失去监督意义。 　　(三)监督者的监督程序由被监督者制定 　　关于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案件办理进行监督的监督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下发了《试行规定》,在该规定第四章中规定了监督程序和要求。随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纷纷以此为根据,依据本院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亦规定了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和要求。监督程序的出台,既方便了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的监督,又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有序进行,起到了较好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但是,与前两个逻辑困境一样,监督者进行监督所依据的监督程序由被监督者制定,给人留下“监督者被被监督者牵着走”的印象,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监督员监督过程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也削弱了监督结果的可接受性。 　　(四)监督者的监督范围由被监督者决定 　　关于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范围,《试行规定》中规定了三类案件、五种情形,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规则》)中对五种情形进行了具体规定。依据高检院已有规定,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又探索将职务犯罪以外的部分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并实际上取得了良好效果。问题在于,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范围由被监督者(检察机关)规定,监督何种性质案件、监督何种结果案件均由被监督者决定,以致出现“检察院不让监督的案件还是监督不到”的疑问,致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走进第四个逻辑困境。 　　(五)监督者接受被监督者提供的经费 　　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现实实践过程中,较多检察机关包括省市级、县区级检察院均向在其本院人民监督员提供一定数额的经费,提供经费的名义或是办案补贴或是聘任费用,发放名义不一而足。从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需要一定费用开支的角度看,检察机关向其聘任的人民监督员发放部分补贴“名正言顺”:耽误了人民监督员的正常工作、经营活动,理应弥补其因履行监督职责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但从人民监督员及检察机关之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看,作为被监督者的检察机关向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监督员发放经费的做法极为不妥。从历史上看,早在唐律时代即将“受所监临”作为“六赃”之一进行严厉惩处,因此,尽管人民监督员接受检察机关发放的费用与“受所监临”有着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发放经费的做法依然混淆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也损害了监督者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