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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三农”问题解决之道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城市化欠发达而伴生的历史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村社会经济状态落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民及其家庭不富裕甚至贫穷。纵观世界上“三农”问题基本解决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高度的城市化。尽管地域广大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人多地少的岛国日本、英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方法、道路迥异，但最终一定是城镇人口极大增加和农村人口极大减少；即便是当今农业高度发达的法国，其城镇人口到2008年也已占全国人口的77％，正如发展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发展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国民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以及城市居民在人口中的百分比的上升。”也就是说，当一国农业产业化水平高度发达，只有极少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甚至没有农业生产活动也能保证国民衣食无虞时，传统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才告解决。所以，把解决“三农”问题置于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具有普遍的规划性。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一定要同城市化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并与之有机结合，从中寻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避免在―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决策性失误。 　　 　　一、“三农”问题的本质 　　 　　“三农”问题千头万绪，就本质而论，“农业”问题要解决的是产业化；“农民”问题要解决的是收入增长；“农村”问题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事实上，农业、农民和农村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孤立分析任何―个部分都会失之偏颇；另一方面，三者又相对独立，每个问题的侧重点都不一样。通过对“三农”问题内部的逻辑关系分别阐述，可以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何谓农业的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至少包括以下要点：在广义农业范畴的主要行业中，如种植、养殖、畜牧、捕捞以及它们的深加工等，普遍注入现代科学技术，采用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价值链，获得农业生产要素的满意组合与配置，并极大地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最重要的意义上说，产业化是建立在高级分工协作基础上的社会生产???织形式，其动力系统是生产者的利益驱使；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自科学技术的注入和先进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则是产出的极大提高。虽然产业化首先发轫于工业领域，但农业受惠于产业化的程度却最高，看看北美、澳新和西欧，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表1)。以日、美、法、澳为例，在这些国家中，单位农业劳动力的产出足以养活数十倍于他们的人口。根据表1的相关数据计算，每一个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能养活的人数分别为：美国111人，法国83人，日本63人，澳大利亚45人，中国仅4人。相比之下，无论从农业集约化程度或是从农业生产率指标来看，中国的农业产业化水平显然都较低。这其中原因很多，1978年以前，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突出矛盾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适时解决了土地的经营权承包问题，甚至开始试点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从生产关系层面释放生产力。但农业产业化问题涉及的因素太多，决不是仅仅调整生产关系就可以解决的。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注入，初级产品的深加工，市场的开拓，特别是现代产业组织形式的运用，这些要素或者由农民自己摸索着投入，或者由政府有意识地引导和注入。30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做得更好一些，让我们看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产业化道路的雏形。 　　 　　 　　(二)农民及其家庭的收入增长 　　农民及其家庭的收入增长是对广大农村人口影响更直接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就是，单位农业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出和转化为货币的能力有多大?显然，这些能力取决于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高低。从纯农业产出的角度观察，正如表1中所显示的，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对于个体农户来说，土地很少，即便有很多的资金、技术投入，产出也是有限的；但实现土地的集中和高效率的生产，却必须依靠更多资金和更先进技术的投入。另一方面，市场问题周期性地影响着农民的生产决策。发达国家均由政府和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下大力气帮助个体农民赢得市场，这甚至成为政治人物赢得选票的关键。 　　必须看到，农民及其家庭收入增长伴随的是一个绝对地挤出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以“九五”和“十五”期间的发展情况为例，在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人员所占比例由72％下降到59％；从事非农业人员亦可理解为从农业中挤出的富余则由28％升至41％。在农业富余劳动力增加的同时，农民收入也稳步地得到了提高。图1显示了1996～2005年的10年间，农村从事非农业人员的增加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状态。显然二者之间有着极强的相关性。这种状况的发生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当农民及其家庭还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时，挤出的劳动力通过获得其他就业的机会增加了收入；二是农业生产要素的集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