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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Gatsby身份译介描述性分析 　　摘要： 书名翻译一直很受重视，但关注的焦点多在于孰高孰低， 以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究其原因， 传统的主观性角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描述性翻译研究摒弃了评论者的个人因素， 对翻译事实加以描述分析， 为我们更客观地了解翻译事实提供全新的视角。以菲兹杰拉德的代表作为例， 不同译名恰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对Gatsby身份的译介与诠释。 　　关键词： The Great Gatsby 身份 译介 描述性翻译研究 　　 　　一、引言 　　 　　The Great Gatsby是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在中国的译介较早始于台湾著名翻译家乔志高，在大陆则始于巫宁坤。近年来先后又出现多个译本，大体沿袭了《大亨小传》（黄淑慎、邱淑娟等）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成皇、姚乃强等）的译名。小说题目的译介反映不同译者对Gatsby身份界定的侧重各有千秋，纵观而言，译名有王润华的《大哉盖茨比》、朱淑慎的《永恒之恋》、范岳的《大人物盖茨比》、乔志高的《大亨小传》和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多种。 　　金圣华（2004）认为王的译本书名表面上最“忠”于原著，却使人想起什么“盖世霸王”之类的角色，与Gatsby的形象大有出入；朱的译名太浪漫、太含糊，题意表现不够明确；范岳的译法略嫌呆板；《大亨小传》一名既表达了原著本意，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字对仗精简的特色，是书名翻译中少见的佳作。但也有学者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符合小说情调，译作《大人物盖茨比》或《大亨小传》等表达不出小说作者对人物的真实看法和特有的浪漫与感伤。（刁克利，2005） 　　可见，争论的焦点多在于孰高孰低，而译者的出发点不同，侧重点各异，以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翻译观注重的是译文如何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跟原文相一致，着眼于理想的、规定性的翻译标准，主观性使得标准的厘定难免有厚此薄彼之倾向。描述翻译研究则为我们客观地了解翻译事实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突破了由单纯的文本构成的封闭空间，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这个大环境中研究翻译，考察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关系。其着重点不在于制定规范???作出价值判断，而在于客观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本文尝试从描述性角度对颇有争议的Gatsby身份译介进行分析，以求客观解释这一现象。 　　 　　二、盖茨比身份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描述性原则，我们采用还原语境的方法，即将其放回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与翻译行为有关的多项因素，进而对翻译现象做出解释，探讨不同译者的社会背景，有助于理解译本产生的渊源。台湾著名翻译家乔志高成绩斐然与他从小所受的双语教育有关，他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擅长中英文写作，堪称双面手，尤其喜好中国古典文学，其著作《言犹在耳》和《听其言也》诠释了中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乔志高认为“大亨”这个上海俚语，普通话也通用，十分能代表小说的主人公。“大亨”体现了盖茨比的真实身份，同时也暗示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在奢靡浮华的爵士乐时代这是很具代表性的财富的象征；“小传”则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作者要描述的不是富翁惊天动地的大业绩而是其普通的个人日常故事。以“大”对“小”，不但字面巧妙而且寓有深义，恰恰影射了盖茨比生前门庭若市的热闹和死后无人问津的冷清，其悲剧性的结果和人们冷漠无情的表现是合情合理的，美国梦的破灭通过盖茨比的小传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对乔先生而言，“它虽是一个地道的美国故事，却也是一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寓言。我们可以说它反映了长久以来中国也有‘大亨’憧憬着美国梦。他们先后从台北香港上海来追随他们的‘绿灯’”（乔志高，2001）。他觉得盖茨比的故事与中国的《阿Q正传》一样都蕴藏着民族的精髓，是典型的寓言性故事。美国文人随时随地都会提到盖茨比或引用书中某句话作为教训，就像中国人动不动贬自己的“阿Q精神”一样（高克毅，2001）。在他笔下，这就是一个中国化的美国故事，整部小说都着眼于在中美文化间架起桥梁，所以更注重的是作为译入语的中国文化的体现，娓娓道来，熟悉而不陌生。盖茨比的故事跨越了文化鸿沟，成了用文言特征的语言所塑造的中国风格故事的典型，《大亨小传》的译名也就再恰当不过了。 　　而对巫宁坤来说则是另一番情形。上世纪50年代他因为从美国带回此书被指责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新中国青年一代，是因为刚成立的新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社会主义，全国高等学府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着重批判“美帝文化侵略”。直到80年代他才受世界文学出版社邀请翻译此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成为历史的必然，译介西方文学也成为需要。可以说，把西方文化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是在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后人们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