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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政治经济学思考 　　提要本文讨论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大量减少农民。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满足于这种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 　　 　　一、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大量减少农民。这些农民到哪里去，就不只是农业和农村内部的事情了，它涉及到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因此，没有一个宏大的战略眼光，没有一个巨型的系统工程，是无法解读和驾驭这件事情的。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到2000年中国“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包括农民在内，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但这个“小康”对于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解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量标准。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家一户搞单干，自给自足小生产，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的基本形象。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产业素质虽然提升了许多，但上述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造。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1、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2、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实施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互相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转方式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而农村大都还停留在落后的传统社会阶段。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以地域为界限的村落群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要改变这些不利条件，是有相当难度的，但也不是无路可走。纵观各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人是万物之灵，人权是各种社会权能中最基本的权能之一，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当需要向农民索取的时候，用各种办法把农民管得很严，当社会福利总量增加，“切割蛋糕”向社会成员分配的时候，又通常把农民排除在体制之外，表现得极为吝啬。农民的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二、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就执行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路线，相继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逐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但是，这种工业化路线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工业化路线。为了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抽取了大量资金，通过设置城乡二元社会制度，阻止农民进城，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工业发展环境。因此，这种工业化是一个靠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