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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因子效用中介社会攀比和幸福悖论 　　摘要 本文以“认知敏感度”为标准,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子分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两大类,并对这两类因子的不同性质进行了理论探讨,显性因子的效用中介和社会攀比特性使其对幸福的影响表现出与隐性因子截然不同的规律。实证部分以上海居民幸福感电话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本文的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为:上海居民收入对幸福存在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人际关系、婚姻、性别、医疗社保、环境治理等隐性因子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远远大于收入、物价、股票、经济发展等显性因子的影响。? 　　关键词 幸福感 显性因子 隐性因子 幸福悖论 　　?? 　　一、 引言? 　　经济学在对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的研究中产生了对效用满足等主观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论的出现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为研究经济行为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效用理论过于严格和理性的假设(如完备性、传递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经济行为上出现了与人类真实福祉(即幸福)相背离的现象。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现实中人类的行为选择并非都具有一贯的理性,记忆偏差、适应水平、参照点依赖等非理性心理机制的大量存在,极易导致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使人类的行为选择偏离其根本福祉。这些导致偏好变化的心理机制的现实证据的大量发现,引发了效用理论的幸福意义上的革命。现在,幸福研究已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复杂更深层次的人类心理体验,效用反映的只是人们行为选择上的显示性偏好,两者在研究层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经济学把研究重点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而且会导致人们对幸福规律的认识偏差。比如,经济学通常假设效用是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又通常与收入、财富正相关,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会得出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的结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就变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了。这在理论上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则导致人类对物质财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 　　? 　　*?谢识予,复旦大学博弈论与数量经济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讯地址:上海市国权路600号,邮政编码:200433;娄伶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编号:B101。本文的电话调查得到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的协助,44位经过培训的复旦大学学生担任本调查的电话访问员,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大量调查显示,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比过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这使得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只重视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别是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的“收入?幸福悖论”(后面简称“幸福悖论”)的发现(Easterlin,1974),更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幸福问题的兴趣,此后开始了对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对幸福悖论的理论解释。? 　　关于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论主要是在高收入国家的时间纵向比较研究中明显存在,在低收入国家中则较少存在,而在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的横向比较研究中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表现形式。比如,时间纵向比较研究发现,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财富的成倍增长而增长,欧洲自1973年以来,也没有增加,幸福感状况表现为一条几乎没有变化的水平线(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收入和幸福之间则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Diener and Oishi,2000)。跨国研究发现了1.5万美元的幸福临界点,在人均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贡献较为明显;在人均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影响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对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则发现了收入对幸福的边际影响呈现递减的对数曲线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幸福报酬递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对于更好地认识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解幸福悖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幸福悖论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经济学的“相对收入假说”、心理学的“定值理论”或 “享乐适应”理论进行解释(Easter